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冯俊新分析，1900年以来发生过四次“逆全球化”：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混沌时期，当时德国作为战败国赔款，惨烈的赔款开启了第一个“逆全球化”的时期，全球贸易额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30%降到15%；第二次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全球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接近20%降到10%左右；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下降8%；第四次是2008年至今，全球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已下降了6%左右。

　　对于美国“逆全球化”的政策初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勇表示，解决贸易失衡、促进制造业部门就业、实现美国的再次强大，看似是美国“逆全球化”策略的目标，但从内在经济逻辑来看，“逆全球化”实际上无益于这些目标的实现。对美国而言，“逆全球化”战略实施的短期经济效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调整成本的分配。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也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原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工厂转移到海外等，不是简单靠“逆全球化”就能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特别是在技术进步开始有所衰竭时，发达国家内部的分化就变得十分强烈，民族主义也随之产生。调整“逆全球化”还要靠调整收益分配，包括国家内部收益分配、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收益分配等。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浦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应对“逆全球化”提供了好的路径，同时要深挖内需，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缓解对出口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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