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根本解决，说到底还是要靠市场，而并非任何监管者的明智。监管的职责和职能在于：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而不是取而代之。
新华社文章痛斥中国资本市场“野蛮生长”乱象，语出惊人。不过，人们不能不问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这种所谓的“野蛮生长”乱象，如果并非过甚其辞，那么，它又是怎么发生和发展而来的呢？
没有比简单地将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市场的“野蛮”更容易的了。相较于国外发达成熟市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依然充满成长过程中的某些原生态特征，显然是不奇怪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的是，如今人们眼中的所谓“野蛮生长”，早已不复市场初期的那种杂乱无章的野蛮特征。反而更多地是一些曾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应运而生的所谓创新工具或创新方式，时至今日却不免显现出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市场稳定大局不相适应的许多问题。如果说，当初的监管或囿于认识方面的时代性局限而难免有失察之虞，以至于今天的监管还常常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课，这当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今天的监管者就可以文过饰非，把什么问题都推给过去，或推给别人，更不表明将中国资本市场的“野蛮生长”说成是一种所谓正常的市场现象，就可以说明一切。
事实上，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多的恰恰是相反。我们的监管者也许在什么时候都把自己看得比市场更高明，殊不知恰恰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市场才总是身不由己，一牛起来就不像健康的牛，也许比疯牛还疯牛，一熊起来却也更不像正常的熊，甚至比狗熊还狗熊。也就是说，市场的“野蛮”，在某种意义上，不妨可以说正是拜监管的“野蛮”所赐。
就在“改革牛”的说法盛行一时的时候曾经大行其道的杠杆配资，2015年成为杀牛的刽子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段时间里嚷嚷得那么起劲的去杠杆，后来却又不了了之，没有了下文。有关资料显示，在2016年，市场中仍有大量投资客对杠杆配资青睐有加，在某些券商继续提供通道的情况下，配资公司进行场外配资的现象仍然较为火爆。然而，在失去HOMS系统之后，这种以人际约定为基础的杠杆配资毕竟时有风险。在没有明显利空的情况下，近期某些批量个股连续跌停，长期盘踞于这些股票的杠杆配资大户夺路而逃。据称，他们似乎又听到了配资监管政策收紧的信息。那么，杠杆配资的这种时起时伏，所反映的究竟是市场有空子就钻的“野蛮”还是监管心口不一或随心所欲的“野蛮”呢？站在不同的角度，想必不难有不同的理解。
除了市场的投机炒作之外，目前市场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莫过于新股发行。新股发行的加速，赞之者曰“通过IPO提速使股价回归理性”，反对者无不指责其欲速则不达，影响了当前市场的稳定。已经很长时间听不到声音的经济学家韩志国最近跳出来力主停发新股，没有几天却就在与刘主席会宴甫毕之后随即也改了口。原来的一周发10新股减少为7新股，如果就可以解释为他们两人之间各退一步的妥协成果，岂不未免也太小儿科了吗？在笔者看来，新股发行的关键症结，并不在于发多发少，而主要是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由于现在每只新股首发流通股的规模只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较小比例，大量限售股在新股上市时名义上虽然并不上市流通，方便了市场炒新，而在股价水涨船高被炒高之后，一解禁就无一例外地减持套现。所以，无论是新股圈钱问题，还是减持套现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新股发行制度的不合理所造成的。在没有找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之前，无论是停发新股还是限制减持套现，都不过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就是说，利好是暂时的，而留给今后股市的比堰塞湖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比“野蛮”还更“野蛮”的无穷无尽。
中国资本市场诸多问题的存在，虽然是人们对有为有力而有效的监管不能不充满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任何问题的根本解决，说到底还是要靠市场，而并非任何监管者的明智。特别是在《证券法》有待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尚且还谈不上健全到位的条件下，监管政策的朝令夕改虽然是难免的，但是必要的审慎和稳定也是稳定和发展市场所必不可少的。监管的职责和职能在于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而不是取而代之；否则，监管者的心一“野蛮”，市场又怎能不是想不“野蛮”也无能为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