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双转型”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7月1日，粤港澳三地政府以及国家发改委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明确提出，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由改革开放早期的“借船出海”到后来的“造船出海”，再到如今的“并船出海”，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的粤港澳三兄弟经过多年的各自生长，已经到了抱团打拼、形成合力的最佳时机了。

　　进入湾区时代

　　7月4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主持召开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时表示，逐项落实《框架协议》内容，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修改完善工作。

　　7月5日，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主题的2017年穗澳合作专责小组会议在澳门举行。会上，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和广州市商务委员会签署了《穗澳会展业合作备忘录》。

　　同一天，“深化莞港合作，打造对外开放新支撑”交流会议在香港召开……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在传递着一个信号：新的国际一流湾区正在赶来的路上，粤港澳大湾区崛起指日可待。

　　事实上，近日占据舆论暴风场的粤港澳大湾区，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从1994年的学术界讨论，到近年来广州、深圳、佛山等地方政府政策文件的频繁触及，再到今年“两会”期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至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初始的“地区”到落锤定音的“湾区”，仅是一字之变，却激起了无限想象。因为从世界经济版图来看，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处，世界级城市群也大多分布在湾区。

　　“湾区是一个具有浓烈海洋色彩的地理概念，开放是其天然属性。”陈耀说，在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当下，中国非常需要一个自己的一流大湾区。大湾区的兴衰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体系，同时，其发展也在深刻影响着国际贸易体系。

　　从地理概念来看，湾区是指由一个海湾或是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临近的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

　　在区域规划中，湾区多用于描述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作“湾区经济”。

　　靠港而生、因港而兴的发展铁律在湾区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近年来全球经济竞争中，凭借海湾的地利整合优势资源，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三大湾区先后崛起，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雁。

　　“三面环山，三江汇聚”，坐拥漫长海岸线以及优良港口群且雄心勃勃的粤港澳，确有比肩国际一流湾区的“硬实力”。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研究报告(之一)》(以下简称《报告(之一)》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最有条件建设湾区经济的先行区，外向型程度最高，内部联系也日益密切，具有密集的产业集群和香港这样的世界级城市，有望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级湾区竞争，成为国家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据《报告(之一)》预测，“粤港澳大湾区只需6年即可超越东京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湾区。”

　　“并船出海”

　　陈耀认为，“粤港澳三地相互需要，未来粤港澳的合作将是不同经济形态的优势互补，比如港澳的专业服务+粤制造，港澳的科技+粤制造等。”

　　陈耀分析称，香港现代服务业占据主导，金融、医疗、旅游、贸易、物流、法律、会计、商业管理、餐饮等行业发达，但由于制造业成本上升，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一些国际资本以及科技研发成果难以产业化；在博彩业受到冲击后，澳门也需要空间来推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而产业化发展空间相对充足的广东9城有着“世界工厂”之称，制造业基础雄厚，在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又需要港澳的资本和专业服务。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日前也表示，期望结合穗澳双方优势，通过提升两地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有序自由流动；加强产业合作，推进穗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在陈耀看来，《框架协议》中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的描述尤为亮眼，比如“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粤港澳合作平台开发建设，推进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基地建设，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中山粤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合作平台建设……”

　　陈耀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有两个扇面，一是带动泛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二是辐射半径延展至东南亚、南亚地区，成为联通“一带一路”的巨型门户，形成重要的经济支撑带。

　　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首次完整提及“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相较于以前文件中的“湾区”表述，顶层设计对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寄予厚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中国需要结交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合作伙伴。陈耀认为，“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四大核心城市”的多元格局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灵活的制度安排；同时，积极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机制上的探索试验，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港澳的步子走得更快，在国际贸易准则、营商环境等方面比内地更接近国际标准。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实现湾区内的要素自由流动，还要积极推动粤港澳‘并船出海’。”陈耀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个自贸片区要对标港澳两地，先行先试，步子迈得再大一些，发展成为大湾区的增长引擎。

　　对于“大门开了，小门没开”的现象，陈耀坦言，粤港澳三地在具体政策、法规、标准上存在着差异，实际操作往往会遇到问题。陈耀说，和早期香港制造业移至珠三角不同，大湾区建设中的粤港澳合作势必升级，具有更高端价值的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需要内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政策协调。

　　陈耀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打破大湾区内不同的社会制度间的壁垒隔阂，11个城市和地区间做到错位发展、经济共享，真正地实现大湾区内要素的自由流通。

　　因城施策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路径以及湾区内9座城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定位一直牵动着各方的目光。

　　陈耀指出，要想形成真正的湾区，湾区内各城市的定位就必须精准，功能明确，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在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下，因城施策，“顺市而为”。

　　《框架协议》根据粤港澳三地产业优势，提出各自分工，并要求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其中，广东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澳门则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除此之外，中山、东莞、佛山等地方政府也开始根据自身发展条件以及湾区定位积极谋划。

　　比如，东莞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制造中心的角色定位，并计划在产业发展、交通建设、生活环境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对接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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