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特朗普政府代表——美国财长Mnuchin拒绝支持G20长期以来抵制保护主义的承诺，使得各国转为同意“加强贸易对经济的贡献”。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因中国对美国存在较大的货物贸易顺差，贸易逆差约占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半，甚至超过排名二至四位的德国、日本和墨西哥的总和，因此中美贸易关系处于失衡状态，美国政府和学界对该问题高度关注。
从2016年4月开始，财政部制定了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监测清单”，根据法定标准对列入清单的国家予以密切关注。在今年4月发表的最新报告中，美国的六大贸易伙伴被列入清单，包括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士和中国台湾。
中美可能发生贸易冲突
根据特朗普的竞选言论，美国政府计划促进就业增长并由其重视制造业，鉴于中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较高，以及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现实，中国很容易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新潮中的打击目标。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继续使用贸易救济手段来对抗中国。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哈继铭认为，其考虑使用的措施之一是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
不过，美国在解决与中国的贸易纠纷方面可能不再遵守WTO准则。CF40访问学者翟凡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出口迅速增长这一事实使得特朗普和他的管路团队中的一些核心成员认为，中国的世贸成员身份增强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不正当竞争优势。特朗普所提名的贸易代表Lighthizer称中国滥用作为世贸成员国的权利。他认为，由于世贸组织规则限制使用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那样的单边贸易执行机制，世贸组织的框架削弱了美国对中国贸易活动采取有效反制措施的能力。世贸组织冗长且行业细分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利于应对中国这样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和政府补贴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远离世贸组织规则以增强美国贸易政策的效果，而这代表的可能是特朗普贸易团队中的主流观点。
“如果美国绕过WTO制度解决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强制征收特定种类的关税和实施进口配额制度，或征收边境税。从行业的角度看，中国对美国有较大顺差的行业可能成为征收惩罚性关税的目标。”
从这个标准来判断，电信设备、机械制造、数据处理机、各种金属制品、家用电器和汽车零部件可能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的对象，花旗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特朗普本人青睐弱势美元，以增强美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前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借鉴过去的经验，美国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迫使贸易逆差来源经济体在汇率问题上让步。若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汇率协商失败，实施全面的贸易保护，短期内则会使资金回流美国推升美元。
中美贸易差额的锅要由美国背
管涛认为，实际上，中美贸易差额更多取决于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失衡的程度：美国经济繁荣时，国内需求旺盛，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导致货物贸易逆差扩大，此时，即便压缩了对华贸易逆差，也会转化为对其它经济体的贸易逆差；相反，货物贸易逆差增速下滑甚至负增长的几个时点都对应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国内需求不旺。
在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格局中，美国跨国企业利用海外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生产，再将产品销往美国。据美国经济研究局（BEA）统计，美国海外分支机构直接向美国或者美国母公司出口的金额占看了美国进口总额的40%以上，近两年更是高达45%以上（图表10）.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尽管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事实上大量顺差是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美国在华创造的。
从2006年和2016年美国对中国所有进出口的贸易重叠度来看，产业结构角度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力并不强，而是高度互补。基于此，中美经贸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发挥比较优势，有助于美国夕阳产业的顺利推出，更低的商品价格有助于美国消费者福利和储蓄率的提高；中共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从投资和消费、货物和服务贸易等方面，向美国产出正面溢出。中国有可能继续对美保持贸易顺差，但可以通过民间投资的方式，为美国改善其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中美经贸合作的共赢。
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中国如何回应？
1、联合欧盟向其施压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Adam Posen认为，中国应联合欧盟日本向特朗普政府施压。
“我认为，中国应该以一个建设性的方式和特朗普政府进行沟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中国和世界应该给美国一个两年的窗口时间，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需要有时间去理解，去更好的感受国际系统带来的好处。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在未来几年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们使得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的话，中国和欧盟、日本应该一起合作，担负起责任来给美国施压。这个就是习主席曾经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说到过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有责任这样做的。这个也是会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
2、报复
中国在未来的中美贸易风暴中可能不得不采取被动的态度，部分原因是中国需要时间来确定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底线，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CF40访问学者翟凡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有强烈愿望在互相让步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宏大的协议。不过，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惩罚性贸易措施，中国肯定会报复。但中国可能将报复局限在贸易范围内，以避免危机整个双边关系。
作为贸易方面以牙还牙的报复，中国可能对与美国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的行业实施同样的关税或配额政策，如飞机、油料、大豆、木材和纸浆、乘用机动车辆等。中国也可以将贸易限制延伸到美国方面顺差不断扩大的服务业，如旅游和教育行业。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还可以停止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如果特朗普政府实施45%的关税，中国很有可能会对美国的进口实施同样的关税，从而导致全面的贸易战。
也有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参照2010年对日本的做法，对美国禁止出口一些战略物资，如稀土。但翟凡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威胁，因为中国在国际出口市场中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物资非常有限。即使是稀土，虽然中国生产和提炼了世界上近90%的稀土金属供应，但只占全球储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以外不乏稀土矿床。中国要在国际出口市场占垄断地位，关键不是靠可获得的资源，而是靠激烈的价格竞争，这也表明这种垄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和虚幻的。
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是市场分析人士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对美国敌对贸易行动的对策之一。不过，翟凡认为，如果美国不把中国定义为货币操纵国，并征收反补贴税，中国不太可能打人民币的牌。人民币大幅贬值将加剧资本外流压力，压低国内资产市场，破坏金融稳定。中国的决策者在堵塞中国资本账户管理漏洞或者解除潜在的债务炸弹之前，可能更愿意维持汇率稳定。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汇率稳定符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最佳利益。此外，大幅贬值的货币将使美中双边冲突多元化，将贸易战争转变为全球货币战争。这只会使整个情况升级和复杂化。但是，不能排除中国利用人民币贬值甚至是一次性的大幅贬值来作为应对美国全面贸易战的最后手段。
3、加快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发，避免与美国产生冲突
如果美中爆发贸易战，两国贸易都会受到消极影响，在短期和长期都造成GDP和福利的损失，相当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从这一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与美国在双边贸易方面采取以牙还牙的对抗或许并非好的选择。中国可能需要考虑超越商品贸易之外的办法来应对特朗普的贸易威胁。
在7日发布的《CF40-PIIE联合报告》中，中美两方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仍然决定要针对中国和其它贸易伙伴的双边失衡采取措施，中国需要两个层面上的战略：一个是短期内缓和紧张局势的战略，一个是在短期战略失效时的中期战略：
在短期内，中国应该做出表面上温和的回应，调整自身行为或法律结构，而不是政策目标和经济结果。比如，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官方或国有企业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同时扩大金融、旅游等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这些服务业都是美国能够出口的。这一切将与特朗普政府的破坏性“购买美国货”运动和政府采购限制形成鲜明对比，并在获得新机会的美国企业中制造出明显的“赢家”。
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从美国进口更多的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尽管这会取代部分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进口，但其根本上是使美国继续放松能源政策管制。此外，中国可以要求特朗普政府减少对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限制，这也使美国更加接近自由市场，促进对中国出口的大幅上升。
中国也可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这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同时也会给美国带来很大利益，并在整体上缓解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国有资本主义”是美方对中美贸易环境的重要关注，这有一定的正当性。尽管过去四十年来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已经大幅下降，但国有企业在金融、电信等服务行业仍然占主导地位，政府通过不透明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补贴、优惠贷款的现象仍然存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可以削弱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指责。如果中国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少钢铁和铝业的产能过剩，这将会适时的给特朗普政府制造一个“胜利”，尽管中国钢铁生产商的真正竞争度对手是印度、韩国和土耳其。并且这将改善中国的生产率。
当然，这些措施不会使中美的双边贸易赤字大幅下降，至少短期内肯定不会（长期影响及对中国或美国的整体贸易平衡的影响都很小）。基于汇率及美国与其他地区增长率上的差异，在特朗普2020年第一届任期结束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比现在更多。类似1980年代中期的情形，财政宽松货币紧缩的政策组合追回增加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而中国对美国的双边顺差可能会上升。所以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和2020年选举期间，仍然承诺减少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赤字，则很可能会有令其沮丧和尴尬的结果。1980年代中期的情形很有可能重演，但更糟糕的是，特朗普团队对贸易和全球化的敌对意识形态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和其它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单方面的保护主义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也需要对特朗普政府可能的施压作出中期回应。这个计划应该主要是多变的。首先，利用国际体系中的现有手段，从法律上挑战并在适当情况下报复美国的保护主义和欺凌行为。中国应该尽可能地抑制单方面报复打击的冲动，因为其结果虽然会损害美国但仍是双输的。相反的，中国应该通过世贸组织等途径去尽可能地打击美国的坏政策。第二，中国应与其他经济体一起，联合抵制特朗普违反以前美国政府常规做法或规则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与欧盟和日本、韩国一起抵制美国，维护现有制度。这也意味着中国可以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协议，积极推动区域和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但最好是以开放的区域主义为原则。这将导致可见且合法的贸易转移和美国企业机会的丧失，让美国看到其做法的错误。
保持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不仅将有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全球经济。美中经济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不同，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为合作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双边贸易关系中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两国经济宏观和结构性失衡的结果，这需要从更长远和更宽泛的视角来解决。诉诸保护主义政策不利于解决美国贸易不平衡和制造业就业问题，而是损害了整体经济效益和消费者福利。贸易保护中没有胜者，超越经济和贸易层面的美中冲突更将进一步危机全球。
翟凡认为，在新一轮反全球化浪潮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也可以换一种思路应对挑战。在单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做出更大胆的举动，以及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安排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不仅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道义上的高地，也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的改革和发展。通过上述努力，中国有可能与亚洲邻国迎来全球化的新时代，使得世界经济免受保护主义扩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