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劳动力：流行的伪命题

从刘易斯拐点说起

威廉·阿瑟·刘易斯是谁，估计很多人不是太清楚。但是倘若提到“刘易斯拐点”，那就妇孺皆知了。得益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深入人心的。

而且，这个理论太好了，居然可以解释很多重大的经济现象。比如，过去十多年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恰好和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同时发生，这和刘易斯的工业部门吸引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是高度一致的。再如，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持续减速，又恰好和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时间上高度吻合。

经济理论往往云山雾罩，让人难得要领。这么清晰、完美的理论真的是很难找，想让人不相信，那都是很难的。刘易斯本人，就因为这个获得了1979年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的黑人同志。对于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诺奖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品质保证了。

不过，在学术的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不同意见不仅有，而且还是出自一位大师之口，这就是与刘易斯同年获得诺奖的西奥多·舒尔茨。

西奥多·舒尔茨在中国的名气，并不是很大，很多人未必知道。不过，他在经济学界的名头，却丝毫不亚于刘易斯，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舒尔茨不仅在农业经济、经济发展领域有重要贡献，还帮助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单凭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就已经确立了自己殿堂级的地位。

更妙的是，刘易斯和舒尔茨分享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二人的观点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恰恰相反的。其他领域笔者不懂，不敢妄言，但是估计也就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才会出现这种奇葩景象。事实上，舒尔茨曾经专门撰文批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引起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阿马蒂亚·森的回应，真的是好不热闹。顺带说一句，阿马蒂亚·森也绝非等闲之辈，曾因对于贫穷和饥荒的研究，在1998年获得诺奖。

大师们在争什么？

大师们争的到底是什么？这就要稍微看一下刘易斯拐点的细节了。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经济可以分为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经济发展就是把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至此，大师们并无太大不同意见。

就在此时，刘易斯引入了一个关键的假设，说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只要给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工资，其实就是高于生存线的工资，就可以吸引这些劳动力，用以发展现代工业。看起来，这和工业革命早期的现象很吻合，和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经历也非常相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有如此之好的解释力，也就难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一下子声名鹊起。

细心的读者会问：“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什么意思？现实中人口总数是有限的，劳动力怎么会是无限供给的呢？

“无限供给”的意思，并不是说劳动力人数是无穷大，而是说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为零，因此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并不会导致农业减产。这样的话，因为农村的劳动力供给超过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相对来说就是“无限供给”了。换句话说，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大师们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的判断上。表象上看，农村是有很多人，有些人甚至看起来无所事事，农村的人均产出也很低，似乎和有些人不增加产出的判断相吻合，也就是说有些人对于农业生产是多余的。

可是这里面也不是没有逻辑上的悖论。你看，传统农村是很贫穷的，怎么能够负担“剩余劳动力”呢？这些“多余”的人，为什么不去做一点有产出的事情？要知道，养着“闲人”可是很奢侈的事情，不是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负担得起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要供养这些“闲人”？

而且，到传统的农村，比如1980年的中国农村，去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农民都很忙，看不出谁是“剩余”劳动力。游手好闲的人哪里都有，但是农村也不是太多，相对城镇应该是少很多的。不仅如此，孩子们也要下地帮忙的。农村的中小学校，以前农忙时都要放假的，俗称“忙假”。

舒尔茨的理论

舒尔茨的观点，是农村并没有“剩余劳动力”。为此，他专门进行了检验。

1918-1919年间，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感冒。大流感导致了大约20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人口总数的6.2%。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死亡率较高，而且农村人口死亡率比城市人口高，因此大流感导致的农业劳动力损失其实超过这个数，估计达到8.3%。

大流感的一大特点，是康复以后并不会对人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留下长期的影响，加上当时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要素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另外当时的农业制度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刘易斯的测算，印度农业部门至少存在四分之一的过剩劳动力。因此，倘若“剩余劳动力”假说成立，大流感之后印度的农业产出应该没有太大变化。然而，舒尔茨发现，大流感之后印度的农业播种面积下降了3.8%。考虑到单位面积的产量可能也会下降，农业产出的下降更多。这一证据，并不支持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假说。

舒尔茨对于刘易斯的批评，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对于经济发展的一贯的观察理解。舒尔茨认为，农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不像刘易斯所说的那样，经济发展就是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要知道，这两种观点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导向：是优先发展农业，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还是实行跳跃式发展，直接发展工业？

舒尔茨的观察是，没有好的农业基础，经济发展是很难成功的。当然，舒尔茨并不反对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毕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反对这个，何况是舒尔茨这样的殿堂级人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转移是如何发生的？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突然发生的吗？设想一个传统社会，其他一切不变，一下子把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经济就发展了吗？倘若这样的话，经济发展也未免太容易了，这世界上也就不会有贫穷了。实际上，改革前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大炼钢铁、三线工程，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尝试。结果呢？就无需赘述了。

不是有“剩余劳动力”,而是劳动力变得“剩余”

好的问题，是结论的一半。一旦问出“转移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机制就开始暴露在人们面前。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后，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农业社会本来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而是因为农业劳动力慢慢变得“剩余”。

这里的关键，是技术进步。由于机械、种子、化肥、耕作技术、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进步，农业的产出增加，而且单位面积需要的劳动力减少，这样一些劳动力就被解放出来。在农业产出不但不减少、反而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很多人可以进入工业，挣取更高收入。而且，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机械、化肥、水利、道路等要素，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

这一逻辑，比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理论，能够更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比如说，倘若经济发展是因为农村有剩余劳动力，那么改革以前农村也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经济为什么没有发展？其实，真正的秘密，是改革开放改善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导致技术进步的发生，很多劳动力慢慢变得“剩余”了。

这些“剩余”劳动力也没闲着，积极参与了“工业化”。在当时不准进城务工的约束下“就地工业化”，又导致了“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再后来，农民可以进城了，就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帮助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幅推进。工业得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农民变得“剩余”。看到的现象，是农业产出连年增加——但是农业占用劳动力不断减少，背后是机械化、化肥、种子、水利等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比较舒尔茨和刘易斯的理论，不难发现刘易斯的理论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工业化理论，而舒尔茨的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理论。刘易斯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有一定的描述能力，但是对于这种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并没有深层次的解释力。对于政策制定的指导能力，更是非常有限，甚至南辕北辙。

怀念张培刚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叫张培刚。早在1945年，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提出了和舒尔茨高度一致的一整套发展理论。张培刚的有关农业和工业化的理论，也是工农一体的发展理论，比舒尔茨早了大约10年。当时，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文献还没有问世。

怪不得，国际上很多学者都说张培刚是经济发展理论的真正的奠基人，这里面包括著名的学者霍利斯·钱纳里。就连一代狂生张五常，也说“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并称张培刚为“大哥”。据说刘易斯本人也曾反思自己太重视工业，有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倾向。

只可惜，当舒尔茨与刘易斯分享诺奖的时候，张培刚却不知所踪，令人不胜唏嘘。至于今人放着张培刚与舒尔茨的深刻洞见不顾，天天捧着刘易斯的半吊子理论说事，就更令人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