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的货币超发严重，如果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这是一个罔顾事实的、煽动性的误导。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供应较快上涨，广义货币供应（M2）于2013年初起超百万亿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到2016年底达到了209.1%，较2008年大幅上升了60.4个百分点，这被认为是货币超发，推升了社会财务杠杆，加剧了国内资产泡沫化。特别是2014年以来，随着资本流出压力加大，国家外汇储备下跌，外汇储备与M2之比到2016年底降至13.4%，较2008年底下降了14.6个百分点，这又引发了市场对于中国外汇储备充足性的担忧。然而，从国家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对这些问题可能需要辩证地看待。
一、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看问题视角将会更加全面
“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指将一个国家所有经济部门的资产和负债进行分类，然后分别加总得到的报表。一张完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一般由政府、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四个经济部门的子表构成，显示了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的“家底”。
与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比，国家资产负债表分析经济活动有其特有的优势。GDP是一个流量的概念，它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而不含有以往经济活动特别是物化的成果，即财富。国家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存量的概念，需要考虑以往经济成果对当期经济活动的影响，并预计当期经济活动对未来经济成果的影响。
目前，全球只有美国（1960-2015）、日本（1991-2015）、英国（2002-2015）、德国（1991-2015）、加拿大（1990-2015）、澳大利亚（1988-2015）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官方编制了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政府于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但迄今尚未有官方正式编制的报表。
李扬（2013）、马骏等（2012）以及余斌（2015）曾经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问题。当前市场使用较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扬带队试编的2007-2013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以下简称“社科院版”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李扬等，2015）。下面，我们以此表为基础，与发达国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行比较分析。
二、从财富存量角度看中国的M2/GDP不算高
首先，从资产/GDP看，截止2013年底，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1]的国家总资产分别是GDP的15.9、18.9、21.4、18.8和15.4倍，中国为11.6倍（见图1），较四国平均为17.9倍的水平低了35%。
其次，从金融资产/GDP看，同期，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的国家总资产分别是GDP的11.6、13.1、17.5、7.2和10.7，中国为6.0倍（见图2），较四国平均为13.2倍的水平低了55%。
换而言之，即便以资产或金融资产与GDP之比衡量的经济泡沫化程度，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中国肯定不是最严重的，要说有泡沫，可能也只是局部的泡沫。
当然，仅以资产或金融资产与GDP之比衡量资产泡沫，很可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发达国家之所以总资产与GDP普遍较高，恰恰反映了在过去经济成长过程中，金融和非金融财富的不断积累。中国的经济增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要只有GDP流量，而缺少财富存量的积聚。
注：由于德国和澳大利亚的统计口径与其他国家不可比，故本文这部分比较分析中没有引用。
三、当前社会对于中国货币存量的看法存在较大偏见
M2是货币流通的存量，主要是由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构成。而现金和存款是经济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社会财富积累形式，反映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金融资产”项下。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中国货币存量问题，要么是仅仅关注了M2的债务属性而忽略了其资产属性，要么是简单将M2/GDP之比等同于资产泡沫化程度，这都有失偏颇。
从负债角度看，M2/GDP反映了公司部门和住户部门的财务杠杆状况，但从资产角度看，它又是金融资产/GDP中的一部分。从资产角度看，季调后的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GDP之比，由2002年底的54.5%升至2017年3月底的73.9%，这反映了经济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所享受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相反，应该成为问题的是，同期居民储蓄存款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比重由51.1%降至41.9%（见图3），这部分是因为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向企业和政府倾斜（见图4）。
进一步分析，尽管中国的绝对年均增长速度是最快的，但结合名义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财富积累的速度恐怕没有那么夸张（见表1）。2007-2013年，中国总资产的年均增速相当于同期名义GDP增速的1.13倍，远低于前述四个发达国家平均2.01倍的水平。其中，中国非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相当于名义GDP增速的0.95倍，低于美、英、加三国平均1.22倍的水平[1]；中国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相当于名义GDP增速的1.33倍，远低于前述四个发达国家平均2.97倍的水平。
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上述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存在低效或者无效的重复建设，如桥梁、道路、机场、建筑经常是拆了建、建了拆，这增加了当期的GDP，却不能形成财富的积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金融发展滞后，金融供给不足。
注：日本因为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1994-2015年间其非金融资产缩水，所以，与其他国家不可比。但是，同期，日本的金融资产还是保持了较快的正增长。
四、近年来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难掩中国金融发展的“短腿”
2007-2013年间，中国金融资产扩张速度与名义GDP增速之比相当于非金融资产扩张速度与名义GDP增速之比的1.40倍，高于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比值（见表1）。但是，这不能改变中国金融发展依然相对滞后的现实。
首先，从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之比看，截止2013年底，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分别为2.70、2.27、2.27和2.35倍，中国是1.06倍（见图5），远低于四国平均为2.40倍的水平，低了56%。
其次，从2014年住户部门的资产构成看，也暴露出中国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见表2）。
一是中国住户部门的金融资产占比偏低，为40.7%，在七个国家中，中国排名倒数第三位，比其他六国平均值低了11.0个百分点；
二是房地产在中国住户部门资产构成中占比奇高，达到53.8%，比其他六国平均值24.5%高出一倍以上；
三是现金和存款在住户资产构成中占比较高，达22.3%，在七国中仅次于日本的32.0%，但在“金融资产”子项中，中国现金和存款的占比达54.8%，仍高于日本占比50.8%的水平（见图6）；
四是中国住户债券和股票基金资产仅占总资产的3.7%，在七国中倒数第一，远低于其他六国平均15.1%的水平；
五是中国住户的保险和养老金资产占比4.2%，也是排名最后，远低于七国平均21.4%的水平；
六是中国住户部门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占比达5.4%，这反映了中国住户部门旺盛的资产配置需求，由于渠道缺乏，只能通过影子银行体系予以解决。
注：（1）德国的金融资产中“股票基金”包含了“债券”；（2）中国的金融资产中“贷款”包括了“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再次，从中美经济发展阶段的对比看，很难说中国现在的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就更为严重。
从人均GDP看，中国现在大概相当于1970年代中期美国的水平，中国现在的资产/GDP和金融资产/GDP分别为11.6倍和6.0倍，均高于1974-1976年美国平均分别为9.5倍和5.1倍的水平，但中国的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之比为1.1倍，略低于美国的1.2倍，显示中国的金融资产价格并不比美国高的多么离谱。从经济总量看，中国现在大概相当于本世纪初期美国的水平，2000-2003年美国资产/GDP和金融资产/GDP平均分别为13.1和8.9倍，远高于中国现在的水平，尤其是中国的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之比，远低于美国的2.2倍（见表3）。
如果说中国存在资产价格过高问题的话，也是因为国内金融供给不足，过多的流动性追求有限的投资机会，导致了局部资产价格过高如股票高估值，所以中国股市经常呈现“牛短熊长”的震荡市的“猴性”特征（管涛、邓海清和韩会师，2016）。
五、窥视中国债务增长“不一样”的秘密
近年来，中国银行信贷超常增长，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快速膨胀，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BIS， 2015； IMF， 2017）。中国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杠杆总不能涨到天上去，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就是要“降杠杆”（人民日报，2016），同时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但是，评判中国的债务风险不能忽视以下事实：
首先，根据MM定理（即莫迪利亚尼—米勒（Modigliani and Miller）定理），在具备完美资本市场的经济中，不考虑公司税的情况下，企业不论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本融资，都不会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
尽管这一理论的假设条件非常严格，但现实中看，除了美国的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近80%，明显较为发达外，其他成熟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的直接和间接融资占比均无显著差异，这说明直接融资并不必然比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更为优越。当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仅为30%稍强，远低于世界平均过五成的水平（见表4）。
而且，从金融市场构成看，美国直接融资是以债券融资为主，而非大家想当然的是股权融资为主。反倒是亚洲“四小龙”的股权融资更为发达，而债券融资发展滞后。亚洲新兴市场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合计，债券融资的占比仅占17.3%，远低于世界平均占比35.3%的水平。这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地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一个重要诱因（曹红辉和李扬，2004；孙杰，2006）。
其次，正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是银行部门主导，所以负债也是以银行信贷为主，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此时应该看资产负债比。从国家资产负债表角度看，不考虑部门分布的结构性差异，2007-2013年，在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中国五大经济体中，中国的资产负债比是最低的（见图7），平均为44.7%，远低于其他四国七年均值平均为70.2%的水平。另外，与美国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相比，虽然现在中国的资产负债比49.0%略高于美国1970年代中期平均46.6%的水平，但远低于2000-2003年美国平均62.1%的水平（见表3）。因此，中国总体上财务依然是比较稳健的。
然而，需要引起警惕的是，2007-2013年，中国的资产负债比上升了7.3个百分点，是五大经济体中上升最快的（见图7）。而且，分部门看，中国资产负债表上升较快的主要是公司部门或者说非金融企业部门（李扬等，2015）。
六、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并不低
首先， 2007-2013年间，与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相比，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曾经在2007和2008年是最高的（英国作为金融高度开放的经济体，该项占比长期在30%以上，不可比）（见图8）。2007-2013年，中国的平均占比达到12.3%，美、日、加三国平均为13.0%、10.2%和13.4%，以此衡量的对外金融开放度，中国是略低于美国和加拿大但高于日本。
其次，与美国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现在的对外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之比10%以上并不低。当美国人均GDP七八千美元的1976年，其对外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之比为3.8%；当美国经济总量与中国现在经济总量相当时的2000-2003年间，它的对外金融资产与金融之比平均为7.9%（见图9）。
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储备资产的占比过高。2003-2013年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储备资产占比平均为67.3%，而作为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持有国的日本，它储备资产的占比平均也只有17.9%（见图10）。剔除储备资产后，2013年底，中国的对外净头寸由净资产2万亿美元变成了净负债1.88万亿美元，而日本对外净资产只是由325.7万亿日元降至192.2万亿日元。
正是在这种对外净头寸特征下，作为世界前两位最大对外净资产国或者说对外净债权国，中国民间部门对于人民币汇率贬值较为敏感，而日本则是对于日元汇率升值较为敏感（麦金农和大野健一，1999）。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储备资产占比过高，或者说官方境外资金运用比重过高，同样反映的是中国金融发展滞后的问题（王信，2007）。
中国的民间部门增加对外金融资产配置，无外乎要么是来自经常项目顺差的贡献，要么是来自官方储备资产向民间部门的转移。实际上，剔除储备资产以后，中国的对外净负债由2014年底的峰值2.30万亿美元降至2016年底的1.30万亿美元，减少了9992亿美元（见图11），期间外汇储备减少了8325亿美元。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这种外汇储备资产与民间部门对外净负债之间的置换，未必就是一件吃亏的买卖。
而且，降低对外金融资产中储备资产的占比，很可能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早在2014年初外汇市场形势剧变之前，中国政府就一直在研究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通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运用委托贷款和货币掉期等方式，支持企业海外并购、充实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中国政府网，2014），以及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甚至市场上有过讨论，建议借鉴香港盈富基金的模式，将外汇储备资产打包证券化以后，卖给境内机构和个人，以消化外汇储备的存量。
七、以外汇储备/M2衡量外汇储备的充足性可能不足为据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但并未动用外汇储备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所以，期间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中国1400亿外汇储备够不够用的问题。这一次，应对资本持续净流出，消耗储备、稳定汇率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工具。2014年6月底，外汇储备见顶回落以来，到2017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减少了9841亿美元，其中65%是2015年“8.11”汇改以后发生的（见图11）。因此，尽管中国依然坐拥近三万亿外汇储备，海内外依然热议中国的外汇储备够不够用。
虽然从进口支付能力和短债偿付能力等传统预警指标看，中国的外汇储备依然较为充足（管涛，2016a）。但现在市场运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标准，以外汇储备/M2来衡量外汇储备够不够用（IMF， 2015）。而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与M2之比越来越低，到2017年3月底为13.0%，较2008年8月底的历史高点回落了15.8个百分点（见图11），这成为市场做空人民币的一个新借口。
然而，对于外汇储备/M2指标变动的看法，本身可能只是反映了多重均衡状态下的市场情绪波动，即：在市场看多时，选择性地相信好的消息；市场看空时，选择性地相信坏的消息（管涛，2016）。这一指标对于衡量外汇储备的充足性，并没有什么实证价值和指导意义。
首先，目前俄罗斯、印度、巴西的该比例均在50%-120%，却没有改变这些国家货币长期弱势的地位，人民币最强的时候该比例也不到30%。
其次，中国外汇储备/M2下降其实早已发生。从2008年8月底见顶回落，到2015年7月底（即“8.11”汇改前夕），该比例已经减少了12.3个百分点，持续了近七年时间。尽管“8.11”汇改之后，该比例继续下降，但到2017年3月底也不过进一步回落了3.5个百分点，低于2013年12月底至2015年7月底20个月时间下降5.0个百分点的幅度（见图13）。而过去很长时间里，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市场关注，直到“8.11”汇改以后，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管涛，2016）。
而早在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了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提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早在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经明确不追求外汇储备越多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汇储备/M2一定程度的回落也是宏观调控的预期结果。
所谓中国的货币超发严重，如果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这是一个罔顾事实的、煽动性的误导。因为尽管近年来中国的M2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规模，但是：
第一，中国就是有钱也不都是去配置海外资产的，由于本土投资偏好，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也必然是以本地资产为主。如前所述，除英国的海外资产占比较高外，其他发达国家的海外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也就在10%-20%之间（见图8）。
二是即便中国居民要配置海外资产，也不一定都要买美国资产，正如当年美国的M2数倍于中国的时候，没有发生美国买下中国的故事一样。三是就是中国想收购美国的资产，美国也不一定会卖给中国，即使卖给中国也可能是价格不菲，不论人民币汇率调不调整。何况，2013年底，美国包括金融和非金融资产的资产总规模相当于中国的2.4倍，金融资产规模相当于中国的3.3倍，凭中国现在的家底也不可能轻易买得下美国。
至于说货币供应增长快是否一定会导致本币汇率贬值，至少从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看也不一定成立。一方面，从绝对规模看，1995年底，中国的M2仅相当于美国的20%，到2014年底升至172%，这一时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体单边升值；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这个比例到2016年底却降到了170%（见图13）。另一方面，从相对增速看，2008至2016年，中国的M2年均增速为18.3%，高出同期美国年均7.4%的增速，但结合经济成长情况看，中国M2的年均增速仅相当于同期名义GDP增速的1.36倍，而美国却相当于2.36倍。
相对而言，是美国的货币供应扩张速度快于中国。进一步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至2016年的八年时间里，中国仅有2009、2010和2015年三个年份的M2相对名义GDP的增速快于美国，其他年份均低于美国（见表6）。所以，尽管2016年底，中国的M2/GDP为209%，远高于美国的71%，但如果套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概念，也应该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贬值而非升值。
主要结论
第一，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较为全面地评估一个国家的家底，搞清楚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当然，现在国际上正式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济体还很少，即使编制了也大都时限较短，或者统计口径不一（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很多数据因此没有纳入国别数据的比较分析）、统计质量不高，因此，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本文研究不是要否定注意债务风险控制，提高资产配置质量等问题，而只是一次尝试，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第二，资产和负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只看到M2/GDP飙升带来的高杠杆风险，而忽视了它本身也反映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是以偏概全，有可能导致夸大金融风险隐患，导致市场和政策过度反应。从国家资产负债比看，中国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不必妄自菲薄。
第三，如果用金融资产/GDP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话，中国还有较大空间，不能因噎废食，还是要通过发展的方式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际上，不论是资产端的储蓄存款和房地产占比过高，还是负债端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都要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增加金融供给来解决（管涛，2016）。尤其是对于潜在的资产泡沫风险，只要是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力图避免以泡沫破灭、危机爆发的激进方式予以解决。即使2008年债务泡沫破灭后，发达国家也没有放任自由，完全听任市场的自发调整，而是以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尽量减轻危机的损失，加速经济的复苏（Yellen， 2016； Bernanke， 2014）。
第四，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金融深化速度过快积聚的风险。放松金融管制之后，经常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资产过快膨胀，加剧了资源错配的风险。经济上行时，风险往往会被掩盖下来；一旦经济下行，风险往往就会突然爆发（Miskhin， 1996）。无论时对内金融开放还是对外金融开放，也不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招致金融危机的案例屡见不鲜，如1980年代初的美国储贷危机就与美国放松对储蓄存贷机构的管制有关（默顿•米勒，1996；丁懿，1991）。
第五，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对外金融资产的低配。以外汇储备下降的方式，将一部分官方资产置换为民间资产运用或者债务偿还并非是纯粹的赔本买卖。但是，民间应该培育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理性对外投资，避免形成挤兑式、运动式的对外投资。近日，麦肯锡公司发布的《中企跨境并购袖珍指南》，以自2005年以来的中企跨境并购为研究范围，在剔除了部分公开信息很少的交易后，对余下的500多宗交易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中企过去十年的跨境并购成绩并不如意，约60%的交易，约合3000亿美元，并没有为中国买家创造实际价值。收益最差的当属能源类收购项目，过去十年间43%的跨境并购交易与此有关，但大多数交易达成后，大宗商品价格都维持在低于收购价的水平，其中84%的交易（占总交易额的89%）的平均亏损为期初投资的10%（麦肯锡战略与公司金融咨询业务部，2017）。
第六，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外汇储备/M2都可能缺乏指导意义。该比例奇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其货币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人民币最强的时候该比例也不曾达到30%。即使过去近九年来，中国该比例持续下降，但引起市场关注也只是过去两三年的事情，这是当前特殊时期，多重均衡状态下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结果。
第七，虽然中国近年来货币扩张的绝对速度快于美国，但考虑了经济成长的差异后，是美国货币扩张的相对速度快于中国，而不是相反。至于中国的M2远超美国就一定要买下美国资产，有可能是一种误导。过去美国M2远超中国的时候，就没有发生过美国大举买下中国资产的情况。何况，现在中国就是想买，美国也不一定会卖，美国要卖也一定不是现在的价格。至于中国自己，无论从市场的本土投资偏好，还是从政府的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解决M2/GDP比例过高的主要出路或者政策选项，也一定不是通过海外资产配置，而是通过发展国内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