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落下帷幕。这场迄今中国举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共达成270多项具体成果，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均有收获。“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它开辟了“走出去”的广阔远景，也创造了扩大对外开放的良机。

四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此后，各部门、各地方出台了不少扩大开放的举措。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此次峰会上所言：“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标志的逆“全球化”有所抬头。“一带一路”建设须以开放为导向，推动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的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挥之不去，转变发展方式步履艰难，也亟须注入新动能。世纪之交中国“入世”，为随后10余年高速发展打下基础；“一带一路”倘能促成国内发展和全方位改革开放再度飞跃，它就将成为又一个“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典范。

近年来，决策层不断重申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外汇不再短缺，加工制造业进步显著，有些人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中国对外开放已无多大空间，“引进来”可变为“走出去”了。其实不然。

利用建设“一带一路”之机扩大开放，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在全球尚列“中下”。国内因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的部门，外资往往被限制进入。当前，支撑新经济发展的新兴技术和产业正在勃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数字鸿沟与创新的分化效应正在显现。中国只有扩大开放，不懈“学中干”，才能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一带一路”建设还可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和东中西联动发展的局面。“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才能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近些年来，有种说法不绝于耳：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等组织调查也显示，有极高比例的会员企业感到自己在中国“更加不受欢迎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监管障碍和市场准入限制仍是在华开展业务面对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对此，国内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多次反驳和澄清，且不无依据，然而，这毕竟无法消除在华外企的焦虑，更无助于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倘若国内市场不能大力开放，按照投资互惠原则，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就会更为艰难，在欧美发达市场尤其如此。

扩大开放，有助于消除外界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四年来，某些外部人士怀疑这一倡议的目的不过是以投资和贸易为杠杆，将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向全球投射，或将中国落后的过剩产能向外输出。对此最好的回应，便是大力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尤其是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外商投资管理方面，应在反垄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等具体程序上增强透明度，而更为根本的则是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缩减“负面清单”。

扩大对外开放千头万绪，近期可从若干重点领域做起。

此次峰会特别强调“支持扩大相互金融市场开放”。目前，中国保险公司开放程度最高，外资可全资持有，且无业务和地域限制。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次之。银行外资占股上限仅为20%。中国金融业呈持续不断开放之势，然而，相对提升自身业务水平、防范风险、完善公司治理的需要而言，其开放程度依然偏低。近年来金融风险不断积聚，与此不无关联。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重点放宽各类金融机构外资准入限制。这一重大举措应尽快落实。

另一个领域是汽车工业。1994年版《汽车产业政策》中明确规定了合资股比限制：汽车整车中外合资生产企业的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同时，同一家外商只能在国内建立不超过两家生产同类整车的合资企业。当初设此限定，意在保护尚属幼稚产业的中国汽车工业，并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2004年和2009年两次修订对此均无改动。23年以来，全球汽车业市场格局、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已是沧海桑田，中国汽车业竞争力也有所提高，固守原有限制显然不合时宜。今年4月底，工信部、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承诺今后将有序放开合资股比限制。我们期待这一承诺变为现实。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应以此次峰会为契机，落实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这一共识，加速国内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的步伐。惟有如此，“一带一路”这个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全球公共产品，才能引来“源头活水”。大力推动对外开放，可成为新世纪的“凿空之旅”，亦是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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