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的结构性改变，贸易对象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因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一些发达国家深陷其中至今也没有完全走出危机阴霾，加上英国的退欧，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实体经济回归的战略调整等，地区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呈现抬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几年前开始布局的本来当时更多考量为我国能源战略安全的“一带一路”、现在却演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位置。

　　战略的转变必然引起规则的改变。丝路之国中的每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宗教、经济状况都大有不同，这个就必然需要我们根据各国情况做好持续性的研究安排。我国的“一带一路”说到底是通过贸易方式来促进战略目标的实现。可是在多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贸易，也必然会出现一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认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可能会使贸易难以进行下去，所以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主基调是求同存异，尊重各国文化差异进行之间的平等交流。

　　但“一带一路”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建设“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单方面搞援助、做慈善，而是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所以随着“一带一路”渐渐进入发展新阶段，我们要做好以下三个准备或许能使风险最小化。

　　一是我国对创新能力的提升的准备，用技术优势来引领“一带一路”。有人把“一带一路”比作美国的米歇尔计划，当年美国与苏联的竞争，利用二战时欧洲人才几乎都移民到美国，靠这些人才的研发优势和本土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美国军事经济逐渐领先世界。但美国想要国家长期维持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战略均衡就必须有输出的商品市场。再说当时欧洲经过战争的打击，一片废墟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所以米歇尔计划在这个多重因素下推出当然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而当前我国面临的格局是与丝路国实现优势互补，“一带一路”也等于是实现扩展我们的战略空间。但由于我国技术优势不明显，除了比例很小的例如高铁技术在国际领先外、其他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还在不小的差距，真正的主流高精尖技术还掌握在西方人手里。这个就与当时米歇尔计划中的美国科技冠绝全球不能同日而语。

　　就经济而言，甚至西亚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民众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比我们高端。这样我们国内的技术创新就亟待提高。不是我们把路修好了，丝路国家就自动与我们有贸易往来，创新跟不上，就会引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向丝路国“倒灌”。所以创新是关系“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二是要有放开我国民间资本的准备，使民间投资也能参与“一带一路”，提高投资效率。“一带一路”的终极目标是改善民生。国内民间投资的急剧下滑，是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严重，再加上国企的垄断，一些民间资本无处可投，所以必须对民间投资要找个溢出的通道。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私企往往比国企更懂得如何应对交易费用，生产效率往往也比国企高。所以，民间资本是“一带一路”中效率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再说如果民间资本能走出国门，会减轻国内货币过剩压力，不但会消去房地产过热之忧，还能在国外再造一个“海外中国”，扩增藏富于民的范围，以保证中国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安全。如果我们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即使国内发展速度慢下来、也可以通过海外资产增长来实现经济体量的增益补缺。

　　三是“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要以市场化方向为标准的准备，市场化运作是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一带一路”有一些国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对能源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资金需求也大。但当前我国的资金融通银行占据主要位置，市场化的结构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所以就离不开市场化程度高的银行的参与。

　　资金融通通过商业化银行，那就一定要按照商业银行的管理方式来应对。比如建设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行业比较熟悉，就由建设银行来承担丝路国家的基础建设。中国农业银行在国内涉及农业生产中积累大量经验，丝路国家中很多农业产业基础需要提升的，应该交由中国农业银行来对口支持，促进丝路的农业发展。

　　还有一些商业银行，都可以在各自熟悉的领域进行活动。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减少投融资中的跨界风险，又能减少丝路国的盲目投资。当然我国银行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遵循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化原则。才能维护我们银行在国外的稳定运行，保证丝路国在发展中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双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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