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1日，昆仑万维以9300万美元(约合6.1亿元人民币)收购全球最大的同性恋社交应用Grindr 61.53%的股权。在买入Grindr 61.53%的股权后，昆仑万维日前再度出手，将出资1.52亿美元收购Grindr剩余38.47%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昆仑集团将持有Grindr100%的股权。

根据介绍，Grindr是全球最大的同性恋社交网络，总部在美国洛杉矶。Grindr在196个国家拥有超过2700万的注册用户，超过30%以上用户为美国用户。

Grindr平均每日用户时长超过Facebook，达到50分钟以上，已成为同性恋社群必备的社交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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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同性恋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大行其道：“同志”不再代表志同道合的人，“搞基”、“腐女”成了时髦文化，女孩想要的不再是闺蜜而是gay蜜……

同性恋经济也开始被关注并热炒，并因号称涉及7000万人、年消费3000亿美元的市场，被许多媒体形容为“即将投产的印钞机”。

事实果真如此吗?

同性恋经济是“下一个风口、金矿、印钞机……”，这样的理念并不新鲜。2008年，央视介绍目的地酒吧(Destination，北京著名的同性恋酒吧)、2012年“星巴克挺同事件”、2014年库克(苹果现任CEO)“出柜”、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每一次同性恋重大事件中，都有不少言论宣称同性恋经济的浪潮汹涌来袭，将催生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

什么是同性恋经济?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看好它?

7000万同性恋群体?

同性恋经济又称粉红经济(pink money)，特指LGBT(Lesbian女同、Gay男同、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者)群体的经济行为。

国内所有介绍粉红经济的文章，都离不开两个数字：7000万、3000亿。

7000万是指国内同性恋群体的人数。世界公认的数据认为，同性恋占总人口数的4%—6%，据此推算，中国同性恋人数在5600万至8400万之间。国内著名的性学者李银河也宣称，中国同性恋群体的规模在7000万左右。

这是一个颠覆绝大多数人认知的数字，意味着每20个人中间就有1人是同性恋。换言之：北京早高峰地铁的一节车厢里，挤着3位同性恋，富士康某栋宿舍楼中，住着超过50位同志……

虽然不可思议，但“7000万”并非空穴来风。

普罗大众很少感知到同性恋群体的存在，是因为在该群体中，选择“出柜”者(同性恋公开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寥寥无几。

迫于社会道德的压力，在中国，绝大部分同性恋者选择“深柜”，即从不向任何人表态自己的性取向。其中很多人在生活、工作中外显的状态与异性恋者无异，旁人无法分辨。

更有相关的学术报道指出：在中国的上一代和当下的偏远地区，有很多LGBT群体完全没有“同性恋”的概念，只知道自己和其他人不同。他们在自我怀疑与否定间，模仿异性恋的感情与婚姻生活方式，于“迷惘与不安”中度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个庞大的群体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展现出越来越庞大的规模和旺盛的生命力。

近年来，国内同性交友软件的用户数量激增。在一二线城市打开这类应用，交友地图上的“点”密密麻麻。其中的佼佼者blued，2014年底用户数便突破1500万。通过这些平台，大部分LGBT群体在互联网上宣泄着压力，并试图“找回”自我。

同性社交APP的急速发展，刺激了资本向来敏锐的嗅觉。7000万群体对应着近乎空白的专业市场，其间藏着多少亟待开采的金山银海?在很多投资人眼中，那场面令人兴奋。

于是，Buled、Zank、G友等知名应用，相继获得了千万级别的融资。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投资人还向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宣称：投资社交应用只是“圈地”的第一步，未来还将针对同性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因为“粉红经济的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十倍于BAT的市场?

绝大多数媒体都引用了“3000亿美元”这一数据，来勾勒同性恋经济的蓝图。

该数字来自美国LGBT资本公司(LGBT Capital)，其创始人保罗-汤普森称中国同性恋市场的年消费能力达3000亿美元，仅次于欧洲和美国。

3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是2014年BAT营收总和的10倍。于是，有人大胆预言：该市场将诞生一到两个巨头级的企业。

但事实是，“3000亿美元”的说法已经传了5年，期间不仅没有诞生巨头级的企业，就连营收过千万者都屈指可数。

对此，华商韬略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是：同性恋经济显然不可能有3000亿美元的规模，对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粉红经济，舆论存在着大量过分解读乃至误解。

首先，“3000亿”本身就是一个过分解读。因为中国有7000万LGBT群体，便将全国年消费总额乘以5%得出相关数字，直接算入粉红经济，这项统计工作太过业余。

其中，也是最重要的是，同性恋者的绝大多数消费需求，和异性恋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样住房买车，看电视用TCL，强壮身体喝蒙牛。不会要求专门的电视尺寸、牛奶口味，更不会要求住只为同性恋者设计的房子。

目前还没有哪家大众品牌愿意标榜自己是同性恋品牌。如果某个消费品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同性恋群体营销，势必会影响异性恋对于其产品的接受度，对于企业而言，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捡芝麻丢西瓜。

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只有那些同性恋强需求而异性恋不需要的产品，才是粉红经济的主体。细分到这类市场，所谓的3000亿美元大市场根本站不住脚。

在粉红经济不断看涨的几年间，进入大众视野的“直系行业”屈指可数，主要包括：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社交平台、酒吧会所等线下实体、针对LGBT群体推出的化妆品，以及同志旅行项目等。

其中，互联网板块占据了相关投资中超过九成的份额，其余行业未见有太大发展。以同性酒吧为例，该产业有着较长的发展史，但截至今天，北京地区共计仅有5家LGBT酒吧，4家面向男同开放，1家针对女同。

至于所谓的同性恋特定旅行路线，甚至某些旅行社的同志游，也大都属于“花头”，未成气候。

即使是粉红经济的门面——社交平台，顺风顺水的表面下，亦是布满暗礁。

首先是用户数量激增状态下监管不利。主流的同性APP上，非法贩毒、打色情擦边球、甚至伪装同志实施诈骗等现象，相继被曝光。

如果说这是社交类APP的通病，那么同志类APP则面临另一种病症：极强的目的性导致用户体验单一。一位不愿具名的使用者称：“所有同志类APP，打开软件，陌生人之间交流的事情永远只有一件：约吗?”

其次，和大多数入口一样，同志类APP大多停留于烧钱圈用户阶段，流量变现的能力仍待加强。这是一种惯性思维，投资方也深陷其中，沉浸于做市场第一、再沉淀探索商业模式的大梦之中。然而，同志类的商业领域本来就窄，如果仍旧维持“同志会所广告”是收入主力的现状，恐怕很难实现上市退出的大计。

实际上，上述所有可一言概之：在同性恋产业的大旗下，真正异于常人的市场，大都根植于性，也局限于性的需求。这显然不是同性恋者生活的重心，更不会是全部。

幸存者偏差

性需求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话题。为了避免这个根源，舆论总是试图找出其他因素来包装粉红经济，其中一项就是同性恋群体比异性恋更具消费能力。

当下，即便是不熟悉同性文化的人，也多半有这样的理念：相比异性恋，同性恋群体更懂得享受生活、保养自己，他们喜欢追逐高级品牌、爱好旅游，对时尚有着极强的敏感度，男同们甚至比女人更懂得穿衣打扮。

有数据和学术研究支持这一理念：国外经济学者称男同是DINK群体(dual income，no kids)，双收入，没有孩子，因此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ZANK的相关统计则显示：在上海，受访男同的平均月薪超过10000元，高于整体水平，该群体用于海外代购的支出比整体高出80%。

这是关于粉红经济的一种经典误读，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所有这类统计的对象，都是已经“出柜”的同性恋群体。当下，敢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志，都是极具勇气、自我认同感很强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贴着这类标签：经济独立、收入颇丰，敢于追求、能力很强。

但事实上，这些例证表明的只是精英阶层消费能力强，并不是同性恋消费能力强。而在精英阶层中，比同性恋能“败家”的异性恋女人数之不尽。如果因为精英阶层中的同性恋消费能力强，便认为整个同性恋群体热衷花钱并且有能力，这显然是个错误。

隐没在“富裕出柜者”背后的，是大量的和芸芸众生一样为生计奔波、喝酸奶要舔干净瓶盖的“平凡深柜者”。他们是7000万LGBT群体的绝对主力，却从未进入这类数据统计，这让粉红经济看上去就像是空中楼阁。

除“幸存者偏差”外，同性恋群体的宣传造势，也使人们对于该类人群有所误读。

近年来，同性恋追求“平等社会环境”的浪潮矫枉过正，跃过了“平等化”，将同性恋推向“高尚化、时尚化”的一端。这类舆论将LGBT塑造成更智慧、更优秀的群体形象：报道中的他们总是在时尚界、传媒界身居要职，蔡康永、金星们成了整个群体的“标准配置”。

这样的导向并不是好事。比如，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腐女们”脑海中的男同都是“帅气多金体贴会武功”的形象。如果有长相普通的男生告知她们自己是男同，打破她们脑海中的美好形象，甚至可能会引起其厌恶。

对于追求群体平等的LGBT而言，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如果整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期望值拔高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只会使得“深柜者”更深，永远隐藏真实的自己。

综上，当下关于粉红经济和同性恋群体的舆论，有着太多以偏概全、不切实际的观念，不去掉这些障目的叶子，粉红经济难成金矿。去掉了，则连矿都称不太上。

“道德”是最大的阻力

对于热切关注LGBT群体的投资者而言，契合实际的理念应该是：粉红经济的确存在、正在生长，但是道阻且长，且天花板没有那么高。

7000万的群体，解决了性、尊重与认同的基本需求后，势必会爆发更深层次的、专业的强需求。高瞻远瞩者对于这一切或许已经有所洞察与规划。然而在国内，何时才能解决尊重与认同这一基本条件，谁也不能给出确定的时间。

很多人认为，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的环境很宽松。1997年，中国修改了“流氓罪”条款，将同性恋非罪化。相较之下，在俄罗斯、中亚等极端地区，同性恋等同于犯罪，针对同性恋的恐怖行为被国家默许。

美国虽然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但仍有大量“秉持”教义的基督教徒视同性恋如魔鬼，并极力抵制。而在中国，从没有哪个团体站出来斥责同性恋群体。

有了这些对比，所以中国就是同性恋群体的天堂?事实绝非如此。因为法律和制度从不是同性恋的最大阻力，道德和文化习俗才是。阻止绝大部分同志出柜的原因，不是没有法律条款支持其婚姻，而是周遭的流言蜚语和父母失望的眼神。

传统普世道德认为：百善孝为先。这条文化，就给同性恋判了死刑。同性恋者不生育，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普通人不理解同性恋的性行为，前几辈人群中没有同性恋的概念，却留下了“阴阳人”、“屁股精”等极具偏见和侮辱性的词汇。

即便是在思潮与时俱进的网络中，对于LGBT的偏见也处处可见。在某知名论坛的相关讨论中，一条“我理解同性恋，但如果我的孩子是同性恋，我一定把他活活打‘直’”的评论，被赞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这条评论代表了绝大多数新生代国人的观念，对待同性恋，他们更像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满足猎奇心可以，但决不允许牵涉到我的利益。

《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一篇关于粉红经济的文章，其中一处颇为讽刺。该文在开头引用了一位粉红经济投资人的话：“人们对同志的包容度是在提升的，包容度到达一个点，一定会刺激这个产业爆发。”

和这句话一样，很多挺同性恋的舆论也呼吁社会多包容该群体。但是，同性恋为什么需要异性恋的包容?只有犯错的人才需要包容，同性恋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有什么不对呢?

这个小细节，是社会对于同性恋偏见的缩影。“挺同”群体尚且如此，其他势力不言而喻。

什么是真正的平等?有一天，普通大众可以像看平常人一样看待同性恋、残障等差异化群体，不打着同情的名声去窥探，不以怜悯的眼光来审度，不投去奇异的目光。而同性恋者向他人介绍自己的性取向时，像说“我是北京人”般稀疏平常，那才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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