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不少年轻人都染上一种“中年人气息”。二十五到三十岁，大学毕业后在公司混了个职位，钱不多不少，前景不上不下，但是却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房子、车子、妻子、孩子、票子，这“五子登科”让他们整天殚精竭虑，惶惶不可终日，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群没有安全感的职场年轻人。

　　本应该是大把前程的年纪，却似乎周身都是原本中年人才有的危机感，眼神涣散、唉声叹气、混吃等死成为了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的特征。

　　近期的日本某周刊以“中国社会年轻人面临中年人一样的压力”为题，报道了中国社会未老先衰的问题。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灵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扭曲变形，导致没有奋斗的动力，缺乏朝气。有不少人的想法竟然是：反正奋不奋斗都一样，没有出头之日，那又何必奋斗呢？还不如整天好吃好喝，不思进取，去追去所谓的小确幸。

　　据这篇文章分析，中国人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和收入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一二线城市里，月入万元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比起二十年前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但是现在的人却感觉比以前过得更苦，生活更穷。月入一两万，但是各项开支明显增大，尤其是与房产相关的开支，导致能存下的钱越来越少。这种收入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感觉，正在向中国广大的年轻族群蔓延，由此形成了“25岁中年危机，35岁财务崩盘”的困局。

　　中国人何以走到这一步呢？这需要我们分析下人们的收入被什么稀释掉了。

　　网上曾经有人以20年前和今天路边面馆的一碗面卖多少钱作为对比，来形容这些年物价上涨为普通人带来的经济压力。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参考一些统计数据来了解“中年危机”背后的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关系。

　　根据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的数据：今天中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077元，与2015年相比，家庭财富增长幅度为17.25%，然而，看似不低的财富增长完全赶不上房产的增值速度。

　　2016年，中国城镇居民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但全国人均房产净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8倍，房产升值幅度达61%。看来，财富的增值主要是被房产抬起来的，收入增加只是很次要的因素。

　　收入增速远低于房价增速的现象并不是只出现在去年。回顾过去，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987元，2010年上升为19109元，此后每年的增加值都保持在百分之十几以上，2013年增加到26955元，至去年增加到33616元。预计，2020年的居民收入会比2010年翻一倍。

　　然而，房价从2000年到今天上涨幅度远远超过薪资收入增长的幅度。

　　具体来看，在2001年的时候，北京、上海的房价为每平米3995和3326元，而全国平均房价与一线城市差距并不大，约为2170元。房价一路涨到2010年，全国均价来到5220元，但是上海、北京的房价已涨到了2万左右，差距明显。

　　至2016年，根据某房仲数据，一线城市房价在之前基础上又上涨三成，现在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屋均价早已超过五万每平，核心地段价格更高到离谱。

　　也就是说，和2001年相比，我们的平均收入增加了不到4倍，而一线城市的房价增加了至少十二倍。也就是说，收入每增加一块钱，房价就会增加不止三块钱。这个收入与房价差距比，便是造成今天年轻人越来越失去斗志、陷入“中年危机”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社会的劳动收入与资产收入（尤其是不动产收入）的增速之比差距巨大之时，每个职场人士都会切身感受到，不管怎么努力，收入的增加都无法赶上房价的增速。而房价增加会带来地租成本的增加，地租成本又会在无形中分摊到商品的价格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资产价格膨胀造成的“输入性通胀”。

　　“输入性通胀”的潜台词不仅仅意味着人们的收入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它其实直接意味着经济萧条的来临。地产的畸形兴旺，带来地租等成本的提高，使得企业只能提高商品价格来转嫁升高的成本，这造成了商品售价变高，但价格变高后的商品利润，并没有流进企业的资金库，而是被地产一方拿走了。

　　这造成两个后果，一是造成企业利润无法迅速增加，因此员工的工资增速也有限，但不断提升的地价租金却大大提高商品价格，减少了人们实际消费的次数。

　　不要盲目相信官方统计数据里边，普通居民消费逐年增加的讯息。那很可能是因为成本涨价造成的账面消费增加，实际上，人们消费的次数在减少，商品由此积压在仓库中。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各类商品，从纺织品到钢材，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目前的很多品类都是库存量非常大。

　　要想这些商品能够去库存，从而彻底解放企业的成本压力，恐怕比房地产去库存难度更大。如果不是因为商品库存量太大而老百姓消费能力太低，那么就不会大量出现网上的各种商品折扣，以及淘宝上的各类降价便宜货。

　　房产独大之下，中国的制造企业多年来在不断的被边缘化，成本增高而利润减少，其结果就必然是裁员减薪。而且由于企业越来越雇用不起全职的员工，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的短期工合同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职场上。

　　现在，正值大学毕业季，当我们的大学生离开校园投向就业市场的时候，会失望的发现大部分职位都是工资低、合同短的情况，并且雇佣他们的单位可能也具有诸多不确定性。

　　这种短期雇佣、朝不保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工作方式，必然会让职场年轻人陷入永恒的“贫穷怪圈”当中。由于就业市场提供大量的短期工多为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可替代性很强，因此你能听到老板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干，后面还有一万个人等着干”。如此，员工永远不可能有资本向雇主索要更高的工资。工作的低技术含量和临时性，让大多数的年轻人陷入了经济的危机和对生活的焦虑。

　　更严重的是，目前为就业市场提供70%职位的，是成立约三到五年的创业公司，而这些公司本身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五年。雇主自己的稳定都很成问题，职员又怎么能指望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呢？

　　回顾不远的过去，类似的情况在1990年代经济泡沫崩溃后的日本曾出现过。在这些年的日本职场上，有一大群整天忙的昏天黑地，但是却越忙越穷，越忙越焦虑的年轻人。日本年轻人工作很累却不挣钱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企业利润越来越低，消费市场低迷。

　　老百姓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消费习惯是节约到极点，尽量不花钱。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日本的生育率在全球的发达经济国家中最低，最新的生育率仅为1.44。只要不养孩子，家庭又会减少一大笔消费开支，这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并非好事。

　　总而言之，日本的问题在于“消费市场的通货紧缩”，这和中国有某种类似。中国的消费市场，目前是表面上通货膨胀而内在本质是通货紧缩。假如你把商品价格中的房价和税费相关成本去掉，其实商品价格不仅没有涨甚至还略有下跌。因此，中国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存在通货紧缩的现象。

　　并且，由于国内企业本身的不稳定，造成了所能提供的薪资与合同年限都不理想。你能指望这些朝不保夕的年轻人有多少消费能力？他们又怎么可能不会提前进入绝望的“中年危机”呢？

　　中国人提前进入的“中年危机”，实际上是国家经济面临的危机。中国的GDP增速从20年前的两位数，降到如今的不到7%，之后的增速还会持续走低。GDP放缓的情况下，你压根不可能指望社会薪资收入有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房价的畸形增长却一点没减缓，依然维持着过去二十年以来的高增速。

　　资产恶性通胀，消费低迷通缩，这两者增长的速度差距，全部由职场中的底层人士来买单。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别说什么中年危机感，甚至连患上抑郁症也应该是普遍现象。

　　提前陷入“中年危机”的中国人，还有机会解套吗？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现在就终结萧条》一书中曾说过，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萧条发生以前，稳定增长的经济削弱了人们的风险意识，于是投机者们利用杠杆吹大泡沫，人们习惯于负债生活，直到收入不再支撑得起债务，一切便会滑向深渊……
　　最直接的解决之道，在于把之前“表面通胀，实质通缩”的泡沫打掉，实现经济上真实的适度通胀，即是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工资同时增长，让制造企业和职工有钱可赚，同时控制资产价格的增速，不让地产商和金融投机者把所有的钱赚走。只有这样，才能刺激大多数人的消费意愿，从而逐渐令经济复苏。

　　目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似乎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好事。然而，能走多远，能走得多稳，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假如我们无法妥善解除资产泡沫对于实体经济的绑架，那么人们的“危机感”还将继续随着低收入、低稳定的现实不断蔓延。年轻人所追求的“小确幸”，最后也可能会演化为不可救药的“大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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