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蕴含着诸多挑战，比如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削弱，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面临很多风险。
● 但在后危机时代也存在很多机遇，大量人才向中国汇聚，一些跨国公司逐渐将一些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向中国转移，大量国内企业的海外并购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竞争力提高具有深远影响。
● 当中国从曾经的经贸小国变成今天的经贸大国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让机遇多一点、挑战少一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日前在参加以“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为主题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2017(第十四届)时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失速、失衡，英国、美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声浪，并且直接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格局。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通过影响这些曾经领导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格局和经济政策，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全球化走势。在这个时候讨论经济全球化问题，恰逢其时。
他认为，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回过头看，不可否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过去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任何时候，我们一方面要防范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另外一方面，要主动捕捉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
信息技术革命有风险但更是机遇
隆国强说，回顾人类发展史，重大的技术革命并不常有，经济学者所谓的长周期背后是重大的技术革命推动。今天，我们面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此外，还有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技术、深海技术等，而信息技术革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技术变化。
人类的进步正处在加速中，信息技术革命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过去10年，人们身边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改变，包括经济生产和生活领域，都和信息技术革命息息相关。信息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当我们在讨论工业4.0的时候，讲制造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平台化，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密切有关。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信息化带来的这些重大机遇。
不可否认，信息化本身也是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东西。我们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简单、便利和快速的同时，也面临着个人隐私被泄露和侵犯、信息安全被威胁和破坏等问题，这也是对全人类提出了挑战。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带来的不安全问题，各国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希望通过技术的进步和规制避免风险。我国也制订了《网络安全法》，今年6月1号即将实施。
信息的跨境流动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数据本身也变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源，谁掌握了这些数据资源谁就掌握了重要的竞争力。数据本身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更不用说数据的跨境流动。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要搞研发，整合全球数据资源，不能在外国用一个云，在中国用另外一个云。这就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总之，信息技术本身是一个重大机遇。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抓住后危机时代里的发展机遇
隆国强说，目前，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蕴含着诸多挑战。比如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来说，我们原来传统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很多其它国家在你追我赶，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加入了出口导向的全球竞争，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削弱。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面临前有“虎”后有“狼”的风险，很多风险等待着我们。例如，全球资金跨境流动带来的美元升值压力，每次美元升值的周期都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都和美元周期性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美元又处在一个强势升值周期，过去两年，包括像中国这样经济前景良好的经济体，也面临资金大量流出的压力。我们的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降到3万亿。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全球经济中充满了风险。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面，在后危机时代还存在很多机遇。对中国来说，“引进来，走出去”都有很多战略性机遇。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主要靠结构升级和创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怎么能够把创新活力激发出来，提高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我们发现，危机之后，大量人才向中国汇聚。虽然没有一个全口径的统计数字说明每年全球有多少人才流向国内，但是归国留学人员的数字变化可以说明一些情况。2004年，归国留学人员在2万人左右，2016年这个数字达到40万，10年多一点的时间，增加了十几倍。
此外，还有大量的跨国公司高管和研发人员不断来到中国，这对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都大有裨益。一些跨国公司逐渐将一些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包括研发中心、高端制造、先进服务等加速向中国转移，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和比较优势都在发生变化，对华投资的内容随之也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也是中国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危机也创造了很多新机遇。大量的国内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等，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竞争力提高具有深远影响。除了这些并购活动以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可以到全球各国，按照不同国家的优势去设点，特别是利用他国先进的研发资源。以华为公司为例，虽然他的研发主体在国内，但是他在很多国家设立了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当地的技术、信息、人才优势为己所用。现在，我们会看到，无论是通过并购还是通过设立研发中心或者其他的投资，给了中国企业一个整合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的机遇。
要有塑造机遇的意识和能力
隆国强说，在风险与危机并存的时期，一个大国要有塑造机遇的意识。
一个国家的很多东西是无法改变的，比如土地、人口等，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这对大国和小国来说是不一样的。判断大国、小国的标准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全球影响力的大小。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比较大，即使人口数量少，仍然被看作大国，反之，如果影响力很小，即使人口基数比较大，仍然会被看作是小国。中国曾经是一个经贸小国、政治小国，国际影响力有限。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经贸大国、政治大国，国际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我们的某个号召，都会影响外部环境。
对中国来说，当我们力量小的时候就要借势，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大国，就要学会自己造势。我们在造势的过程中，一定要牢记，既利他又利己，不能完全自私地说，我做一件事只对中国有好处，对其他国家没有好处，这样是行不通的。我们造势做得好就是对全球治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同时也是一个新兴大国负责任的体现。
刚刚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倡议推动全球化继续向前走。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中国智慧。我们所倡导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不太一样的。有人说全球化已经进入4.0版本，我认为，可能并没有这么清晰。不过，类似“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充分运用好自己的影响力为全球化贡献力量，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很多机遇。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赶上他的影响力非常困难。但是，美国，从主观愿望和行动上来看，在全球治理中不断退缩、后撤。当美国开始在全球治理中后撤，不愿意继续承担领导者角色的时候，国际社会很紧张。实际上，国际上的主流声音认为，尽管经济全球化有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讲，它是好的，对全球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仍然希望维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局。习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表示，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大家应该继续坚定维护全球化，这在国际社会反应非常热烈。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改委共同主办了一个分论坛，有20多个国家的元首、几百名来自各国的部级政府官员参加。大家之所以踊跃参加，主要是因为看到“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的机遇，争先恐后希望搭便车、快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区域经贸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这充分体现了一个道理，当中国从曾经的经贸小国变成今天的经贸大国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是机遇多一点，挑战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