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厉以宁教授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会”于2017年5月19日在北京举行。以下为演讲实录，文字实录来源新浪财经，未经厉以宁先生审阅。
厉以宁：我讲几个问题。
不要单纯追求GDP，结构问题更重要
第一个问题，结构比总量更重要。我们不妨从历史谈起，1840年中英之间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的，比英国的GDP要多。英国的工业革命低的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蒸汽机、火车头这些东西。在对外贸易中，英国利用印度出产的棉花和自己的机器进行加工制作纺织品，行销全世界。中国的手工业根本抵挡不住机器加工的纺织品，这就说明结构问题是很重要的。
当时传说中国已经有4万万人了，可是英国呢，才一千多万人。虽然人少，可人力资本质量高，从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就大力发展学校，小学普及了、中学新建了很多、也新建了很多大学。而同时期的中国呢？虽然人口数量比英国多得多，但是人力资本是不行的。那时候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也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什么呢？是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用的，有几个人懂近代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近代金融管理？没有的。
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要去单纯追求速度、单纯追求GDP，没用。结构不合理，跟人家一比，这差距就出来了。
改革缓慢是因为利益集团阻挠和路径依赖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以数量为标志的增长的，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我们在曾经的一个时期，认为数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的是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还有解决产能过剩等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这就是要改变那种传统的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利益集团问题、这么多年的传统方式做下来了，已经形成利益集团了。他们不愿意改，因为改了自己的利益就丢了，所以能拖就拖。第二个问题，人们养成了惯性，或者叫路径依赖。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过时了，当下的创新出现了变化
第三个问题，创意、创新和创业。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时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比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创新环境出现了新变化。第一个不同，熊彼特给创新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重新整合。但是现在的人都不这么看了。认为创新是市场信息的重组。只有市场信息重组，你才能有新的发明、新的经济组织出现。
第二个不同，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他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但是二者之间是没联系的。企业家要寻找项目，看看有一些什么新发明。发明家也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够更多的被推广，这两者需要平台，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都认为重要的是有中间人，因为他们懂得现实情况，能够把科学家和发明家结合起来。现在年轻人认为创意最重要，没有创意就没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创业。现在完全变成了新情况，自然有中间人在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这些人，他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是咖啡厅的常客，会在咖啡店里讨论新的创意，今天，中国也已经普及了这种氛围，你到中关村(000931,股吧)的咖啡店去看看，全是年轻人、博士生、他们都在交换信息，因为信息是最重要的。这样就有了创意，有了创意，后面的问题就好办了。
第三个不同，熊彼特一直认为贷款是最重要的，企业家如果不和金融家有密切的联系，得不到贷款则一事无成，这适合于一百年前，但今天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资本很多，但是不知道项目在哪里，它要靠创意来辨别项目。一旦有了好项目，资本就自然到了。
当然，银行贷款当然是一条路，但是投资也一是条路。别人看你这项目好，他就愿意来投资，平台已经搭成了，所以今天不像一百年前，你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去贷一点款，只要真是好项目就不怕，因为资本都在找项目。
第四个不同，一百年前的年轻人有力气、能干活，是简单劳动者。今天就不一样了，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师都在找机会。现在的人才是不断出现的，今天比过去的机会好得多。但是， 机会跟挑战是并存的。这一批年轻人出来不怕失败，反正我什么本钱也没有，我就是在那里讨论讨论，介绍人把资源介绍给他，有了我就做。
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他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资本，但是他们不怕失败，不停的在这里折腾，能够有10%的人成功就不错了，5%的成功也不错了。但总有机会能成功的。
第五个不同，今天的产业链比过去大很多倍。一百年前一条产业链的形成可不是简单的那时候没有平台、没信息、没有中间人。今天就不一样了，产业链的形成是很快的，谁能想到快递业发展得这么快。这都表明了今天的年轻人跟过去不一样，今天创业链、产业链的形成充满了新气象。
最后一点不同是，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一艘航空母舰集中了当时各种最新的发明，天上的战斗机是最新的，这都是从军工部门开始的。但今天不一样了，民用部门变成了主角，甚至军工部门也在用民用部门的新发明。这就表明了人们思想在变化，民用、军工渐渐打通了。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重视创新一定要懂得创新给我们的是什么？创新给我们是希望、创新给我们的是机会。
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要提供人性化的产品
谈第四个问题，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学生提出了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四个推销员，指定去和尚庙里推销。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梳子也没卖掉，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有什么用？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他对和尚们说，梳子的第一功能是梳头，但还有第二功能，经常用梳子来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明目、美容、养颜，于是就销了好几十把梳子。第三个推销员呢，卖了几百个梳子，还拿到了订单，他在庙里观察发现，香火挺旺，香客挺多，磕头的人头发有点乱，香灰飘在头发上有点脏，于是找方丈去说，香客很虔诚，庙里应该关心他们，可以在佛堂前放几把干净梳子，香客们头发乱了可以梳一下，香灰掉在头发上可以弹掉。最后，第四个推销员卖了好几千把梳子，他对方丈说，经常有人给庙里捐献，庙里也应该有礼品回赠，木头梳子两边可以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刻上。 这些都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开拓的。提出新产品、发现新功能都是开拓。
手机也是这样，不断开发新功能，每开发一次手机就换一次，有了新功能就创造了市场。所以市场是不断开辟出来的，同样的，今天的产品都要求人性化，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你说我这个搞建材、水泥的企业怎么人性化呢？产品不能人性化，但服务员可以人性化、推销员可以人性化嘛，这都是要有人性化的，至于说消费品那就更加可以人性化了。
现在的消费品跟一百年前也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消费品的作用就是最大的满足消费者，一定要让消费者感到成本最低。但是后来发现，最优成本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呢？比如女同志要买披肩，你知道市场上有多少种披肩吗？每一个质量怎么样，每一个价钱怎么样，你得花成本去找，等你找到了都记下来，比较过后再去买，早就没了，所以人们都不走这条路。经济学在50年代就提出了次优选择，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最优的，我是退而求其次的。我去买一个披肩，看了两家，不合适就不买了，即使买了，你问她满意吗？她也只是说“凑合”，这就是次优选择。现在，购买消费品的人们不是追求最大满足，而是追求较小遗憾，这就是次优选择。根据次优选择，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产品一定要人性化。
人性化就包含了售货员很好的对待顾客。你不能说我做建材，不需要人性化，产品需要人性化，服务也需要人性化，还一定要建立品牌意识，开拓市场就看品牌，品牌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知名品牌不够呢？有人告诉我，日本的中医中药是从中国学去的，可是比如治骨头痛的、治身上痒的、延年益寿的药，日本在国际市场占了一定优势，我们的反而不行。这就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品牌，中国有这么好的医学、中医宝贵的文化、宝贵的经验、产品，为什么不宣传，你是宣传力量不够，还是科研力量不够啊？这就是打开市场的门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一点，过去常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酒好同样需要做广告，因为跟你竞争的品牌很多。市场开拓是门很深的学问，降成本跟品牌开拓也有很大的关系。你品牌真的好就能够把成本降下来，因为销售量大。
保持产权 培育企业家精神
第五个问题是企业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中你注意到没有，提到过很多次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也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民间同样需要企业家，因为它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小微企业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很多企业最早都是从小微企业起步的，没有拼搏精神那怎么行啊，所以企业家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需要，而且更需要是国有企业领导者能够率先发挥开拓精神，这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第一条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而且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我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它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本人有可能放过高利贷或者走私过，他怕人家追查旧帐。当时我不了解情况，我犯了错误，但是以后就怕你追，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再看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个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个是所有制歧视，你是国有的就优先给你，你是民营的就往后排。这两个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不应该有规模歧视，谁规模大我就贷钱给他。他们说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你过去的记录。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土地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了抵押贷款，有一些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了怎么办？那国家又要把它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的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的，你没有钱全家族帮你啊。所以农民贷款的坏帐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后全家族担保把钱还了。我们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他们说，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中国家族企业有一个毛病，这是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的结果，家族企业有两本帐，一本帐是经济帐，一本帐是社会帐。经济帐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帐，是得救济家族的人，尽帮助家族的人的责任，不然这一些人怎么办。
但是两本帐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我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的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懂得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总要有家族、亲人。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不是有矛盾吗？企业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纪人假设是说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中国建材培养了大批的企业家，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是精神啊。
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革命
第六个问题，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很重要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其实，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创业道路。
我在陕西汉中地区考察，那里有南水北调的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把汉江的水引到北京、天津，环保部门有规定，沿汉江两岸的农田一律不准撒农药，不准使化肥，被查出来就挨罚，必须完全用有机肥料。这种粮食不使用农药和化肥怎么行啊，所以当地就改种茶树，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叫富硒茶。种茶树不需要施化肥、也不需要施农药，但需要劳动力，所以当地农民就叫孩子回家帮忙，这不仅解决了家庭和睦的问题，还解决了留守妇女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
我是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对毕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有经验又懂得技术、又交了朋友，还有了积累。我去毕节发现开了两家面包店，以前毕节人连馒头都不吃的，还吃什么面包呢？现在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打工者学会了做面包、蛋糕，门口排了好长的队在买。
另外，毕节是在贵州的西南部。当地的百货商店有时装，价格非常贵，在城里当过裁缝学会了技术的人就回来开了服装店，他们自己做最新款式、上海款式、香港款式都有、生意好、价钱便宜。更多的是旅游，毕节风景挺好，最著名的风景是百里杜鹃，有一百里的山上全是杜鹃。人们开了农家乐，这种变化不仅是在贫困地区，富裕地区一样有。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的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去做生意了。这在过去人们想象得到吗？农民自费进学习班学习农业技术、农业机器的修理等等。所以中国的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革命。
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的改革争论了好多年，但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土地确权的改革使农民知道要学习、办家庭农场了，这都在变化。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中国不会陷入其中
最后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他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在那个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提出怎么解决，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发展中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地的土族势力很强，比如酋长、大家族、地主之类。为什么当初独立者没有改呢？因为这些人是有势力的，而且他同意推翻旧王朝，也参加了独立革命，所以就没改。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时间，改革是要趁热打铁的，如果那时候进行了土地的重分，就不会有后来这些矛盾了。现在越到后来就越难改，所以就变成制度性的问题了。
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老百姓(603883,股吧)就有意见了，一部分人成为了激进派、左派，这部分人要重新起来斗争，结果内战就发生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趁机就帮助原来的那些人，结果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他们也会派人到国外去，但是大部分人毕业以后选择在国外就业，不愿意回去，那么，非洲、拉美那些穷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很多人也不重视资本市场，只看重土地，认为土地越多越好，所以改革是很难进行的。这只能说是当初错过了最佳机会，改了就改了，不改拖到现在越来越难改。
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了这个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多余的人怎么办？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 80年代初你坐火车、坐长途汽车都会碰到一个现象，一些农民样子的人穿着西服，大包小包的推销员产品，他们在自己找市场。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你看那些高楼一栋一栋的建，工厂一座一座建。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还有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看待的。
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啊，跟中国是没关系的。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有一点是跟人家不一样，所有那些发展中国家，改革就改了，它是不会倒退的，不管它原来是奴隶制、大地主制，它从传统的模式出来的，它的目标是资本主义目标，既然是资本主义目标，那它就会这么想，怎么也不会回过去那个传统社会，所以不会倒退，就会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上面。
但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有可能倒退，尽管现在倒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因为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了解的人认为这就是倒退了，很多人说，平均主义好、吃汤泡饭好，但他不懂，计划经济是你属于哪一个档次你哪个档次的锅里吃饭。
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