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坤：

　　推广PPP模式有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直接参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范的PPP模式要求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加强双方协作，强调在利用社会资本高效专业运作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规划、引导和监督职能，这有助于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

　　刘立峰：

　　从2013年年底开始，PPP模式在我国迅速推广，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股PPP热潮。PPP模式有利于缓解政府当期的债务压力，社会资本承担公共项目投融资的主要任务，得到公共项目的长期经营权并获取投资回报，政府则将部分投资责任转移至社会资本方。政府通过向社会资本支付投资成本和合理收益，将当期的一次性支出延长为多年的财政稳定性支出，平滑了当期的政府支出压力，实现公共投资的代际分担。

　　傅俊元：

　　目前PPP模式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几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政府履约能力有待加强；二是信贷政策还不是很明确；三是恶性竞争导致项目收益偏低；四是融资渠道太单一；五是经营年限限制；六是财政支出限制。要加快PPP立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充分听取社会资本的意见，并进一步拓宽PPP项目的融资渠道。

　　孙洁：

　　从目前PPP模式实际落地情况和关注度看，民企参与度低，参与项目投资额占比小，国企仍是参与PPP项目的主力军。一方面是由于国企的实力确实较强；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还是将更多的目光停留在项目的建设或融资方面，对项目后续的运营管理不够重视。随着各个PPP项目逐渐建成竣工，后续的运营管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有着比央企、国企更大的优势。

　　王卫东：

　　我们需要在立法中明确PPP模式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PPP本身不是政府的一种融资模式或是手段，而是国家治理理念和能力改善的契机和方法。回归到它的本质，是(为社会)提供高效和优质公共服务的市场性方式与方法。它绝不应该是政府为了解决自己短期和中长期债务安排的工具。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把相关的各方在整个结构中的安排、角色定位和风险分担的机制厘清，找到最能合理分担风险的机制。

　　张春：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与中国金融体系能不能很好地为轻资产(即重人力资本)的企业融资有关，所以中国金融体系和体制，尤其是股权融资的市场化改革和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监管层应该为轻资产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开拓更多的通道和拓宽现有的渠道，并探索和试点适合中国创新型企业融资的新股权结构，让这些企业可以在中国融资，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李文红：

　　技术创新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渠道、提高经营效率，但代替不了金融的基本功能，也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当前，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一，是否依法获得了相应的金融牌照，或者是否超越牌照范围开展金融业务，是否遵循了相应的监管规则；二，是否实施了与所承担风险性质和水平相匹配的风险管控措施；三，新技术应用是否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和问题，如互联网企业的金融业务与非金融业务之间的“交叉补贴”、滥用客户信息、变相非法集资、从事非法证券活动、技术风险转化为流动性风险等问题。

　　李迅雷：

　　去杠杆和加杠杆一样，都是一把双刃剑：货币政策宽松导致利率下行，利率下行有利于提高投资回报率，也诱发企业和居民加杠杆，杠杆率上升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就有去杠杆-货币收紧-利率上行-投资增速回落-经济下行的过程。由此可见，金融去杠杆与市场利率稳定很难同时实现，即便实现了，也难以保证经济增速不下行，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增速步入到中速增长阶段，中速增长阶段的特征就是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故要增加“实”的难度很大。

　　任泽平：

　　随着钢铁煤炭去产能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积极的成效正在逐步显现，突出表现在：一是企业效益明显改善。今年一季度，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利润由上年同期亏损87.5亿元转为盈利232.8亿元；二是工资社保拖欠减少。截至3月末，山西省煤矿累计拖欠工资比2016年底下降58.4%；累计欠缴社会保险比2016年底下降10.8%；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质产能在产业升级中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四是市场竞争秩序明显改善。

　　梁红：

　　经济基本面对今年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支撑。中期看来，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复苏的早期阶段，尤其是从国内制造业产能周期、地产库存周期以及基建投资周期来看，这轮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较强。尽管近期流动性收紧可能会对增长带来短暂冲击，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一轮流动性紧缩后，中国经济会像2013年一样，出现长期的增长减速、通缩加剧。今年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大体稳定。

　　程实：

　　从政策成本看，由于当前汇率运行趋稳且高估压力释放完毕，在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可以因势利导地实现平滑、有序的机制调整，避免对市场产生剧烈的制度冲击。从政策收益看，经过“811”汇改后的漫长调整，人民币有效汇率与均衡汇率已基本吻合，此时引入逆周期因子，能够预防顺周期波动再度扩大币值错估，使有效汇率和均衡汇率的偏离维持在合理范围。因此，这一举措不仅有望增强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机制基础，更将进一步推动汇率回归调节中国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功能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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