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于5月25日正式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分为前言、中美经贸关系的时代背景、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双方重点经贸关注、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和结束语等6个部分。《报告》对中美经贸关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梳理了中美双方从双边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揭示了双边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认为中美双方应当妥善处理矛盾，管控分歧，扩大务实合作，丰富中美经贸关系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pdf

　　以下节选自报告：

　　商务部正式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积极考虑在能源、农产品等领域扩大自美国进口。

　　中美应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调和短期的剧烈波动，中国央行在必要时对市场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支持。但这种做法既不是为了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也不是为了刺激出口而竞争性贬值，更不是为了控制人民币汇率的绝对水平，阻止人民币汇率因市场因素而进行正常调整，不属于汇率操纵范畴。

　　在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将会增强，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人民币也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相信经过一个震荡期后，人民币汇率将逐步趋向新的均衡。

　　中方愿进一步增加自美大豆、棉花等农产品进口。

　　同8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协议。

　　中方愿积极探讨自美国进口更多飞机、芯片、机床。进一步扩大开放，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积极引导鼓励外商投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

　　以下摘自报告原文：

　　第三部分双方重点经贸关注

　　一、美方关注

　　(一)美对华贸易逆差。

　　美方长期关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问题，这需要双方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方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是逆差。根据中方统计，2016 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 557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1%。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逆差来源地。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利益都由双方分享。

　　贸易顺差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经历的阶段。从美、德、日等发展历程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阶段都曾长期保持顺差，例如美国在从 1874-1970年的 97年里，有 93 年保持顺差；德国从 1880-2016 年有统计的 137 年中，有 84 年是顺差；日本从 1981-2010 年连续 30 年顺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外贸由过去持续逆差转为持续顺差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果。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数字被夸大。2016 年中方统计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 2540 亿美元，美方统计的对华逆差额为3660 亿美元，双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额相差了 1120 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复杂，包括统计差异、转口贸易、再出口等。中美两国商务部就统计差异进行的联合研究表明，

　　美方统计的 2008 年至 2014 年逆差数据平均高估 19%。按此推算并扣除中国加工贸易中的进口成分和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后，2016 年美对华贸易总体逆差额将调减至 1648 亿美元，调降一半以上。

　　过去十年中，美对华贸易逆差状况正在逐步改善。2006年至 2016 年，据中方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全部货物贸易顺差的比重从 81%降至 46%，占中美货物贸易额的比重从 55%降至 48%。特别是在 2012-2016 年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额年均增长仅为 3.5%，远小于 2001-2005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时年均 42.0%的增长幅度，2016 年还出现了 3.8%的下降。据美方统计，过去 10 年中，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美中货物贸易额的比重从 68%降至 61%。与之类似，中国整体货物贸易顺差在 2015 年冲高后也开始回落，2016 年下降了 14.0%，2017 年前 4 月同比又下降 39.6%。今后，受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承接其它国家制造业转移速度放缓、加工贸易占比逐步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呈进一步下降趋势。

　　美对华贸易逆差归根结底是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决定的，并非人为因素造成。在同样的汇率水平下，中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是顺差，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都是逆差。这充分说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顺差就会多。汇率与贸易逆差没有必然联系。从经济结构看，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本国生产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贸易逆差实质上是美国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

　　从国际分工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密切相关，是国际分工梯度转移的结果。大批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全球市场。现阶段中国的顺差大多是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根据美方统计计算，美对华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20%升至 2016 年的 47%，但同期美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贸易逆差占比则从 23%降至 11%。贸易顺差或逆差反映了中美比较优势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是企业和消费者等参与方以市场为基础、从供给与需求两端作出经济决策的结果，并非政府干预造成的。

　　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总体上双方互利共赢。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 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得以维持较低通胀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增长。自华进口提高了美民众实际购买力，提高了蓝领工人的福利。中美贸易为美国运输、批发和零售行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美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美对华贸易逆差与美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无直接关联。多项研究表明，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与美对华贸易逆差无直接关联。美商务部报告显示，美就业岗位流失在北美自贸协定生效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就已开始。据美方统计，2010-2016 年，美失业率逐年下降，从 9.6%降至 4.9%，但总体货物贸易逆差却从6909 亿上升到 7967 亿美元。

　　中方为削减贸易顺差做出巨大努力。中国政府着眼于扩大内需，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加公共投资，采取多项措施促进民间投资，不断拓展国内市场规模。中方高度重视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 2007 年的 9.9%下降至 2016 年的 1.9%。

　　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多年来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自美进口。中方愿根据国内市场实际需求，扩大自美进口。美方也应摒弃冷战思维，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为扩大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创造条件。

　　(二)人民币汇率。

　　美方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个观点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中国自汇改以来一直在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2005 年 7 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15 年以来，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机制。2015 年 8 月 11 日，完善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强调了市场供求的作用。2015 年 12 月 11 日通过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加大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200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7%。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改前 1 美元合 8.28 元人民币，2014年 1 月达到6.09 元，累计升值达 35.84%。近两年，受美联储加息、美元不断走强等外部环境和市场供求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贬值，但贬值总体是有序的。而且应当看到，在美元走强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全球主要货币兑美元基本都有所贬值，相比之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是比较小的。2017 年 2 月末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还分别较 2014 年上半年末升值了 7.48%和5.7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 2005 年汇改前相比仍升值了约20%。总体看，人民币汇率自 2005 年汇改以来处于升值通道，中国的国际收支也进一步趋于平衡，2016 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例为 1.9%，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中国基本面相符。根据《IMF 章程》的规定，汇率操纵是指IMF 成员国通过控制或影响汇率水平，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的行为。目前IMF 运用其外部平衡评估(EBA)框架对成员国实施汇率评估。IMF 评估结果显示，2015 年尽管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还略高，但是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再被低估”。2016 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上与经济基本面相符，人民币汇率已实现基本均衡。

　　IMF 同时建议，在国际国内充满挑战的背景下，需要将逐步提高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趋向与有技巧的短期管理相结合，以避免过度波动，预防出现超调、单边预期和市场无序的情况。即使按照美国判断一国存在汇率操纵行为的标准，中国目前也仅符合“与美双边货物贸易的年度顺差额超过 200 亿美元”这一条，因此美国财政部 2017 年上半年公布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中国未操纵汇率。

　　中国央行的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不属于汇率操纵范畴。2015 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中国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对此，中国主要是通过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来加以应对。在此过程中，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调和短期的剧烈波动，中国央行在必要时对市场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支持。但这种做法既不是为了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也不是为了刺激出口而竞争性贬值，更不是为了控制人民币汇率的绝对水平，阻止人民币汇率因市场因素而进行正常调整，不属于汇率操纵范畴。事实上，中国进行外汇干预，稳定了金融市场，不仅没有获得竞争优势，还为此消耗了大量外汇储备，付出了代价。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导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

　　中国不会搞货币竞争性贬值，在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将会增强，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人民币也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相信经过一个震荡期后，人民币汇率将逐步趋向新的均衡。

　　中美在汇率问题上一直保持着有效的沟通。在 2016 年6 月举行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共同重申在2016 年上海和华盛顿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达成的关于汇率的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中国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三)产能过剩。

　　钢铁产业是美国工业的重要基础，钢铁工人是美国内政治、社会的重要力量。美方关注钢铁企业的关停和蓝领工人的失业问题，希望改善他们的境遇，中方对此表示理解。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下行导致需求萎缩，是造成本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技术进步是导致美国钢铁行业就业减少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国宾州一家钢铁工厂在经过技术化改造后，所雇用的工人从原来的 2000 多人减少到 26 人，产能不降反升。美方一方面承认本轮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政府对钢铁行业的系统支持是造成当前全球钢铁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这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立足于满足内需，不仅不鼓励钢铁产品出口，相反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出口，包括对部分种类的钢铁产品加征出口关税，例如对硅铁等产品征收 20%的出口关税，对非合金钢坯及条杆等产品征收 15%的出口关税。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钢材占美国整体进口的比例很小。受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众多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影响，过去 10 年来中国对美钢铁产品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2016 年中国对美出口钢材仅 118 万吨，金额 17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51.5%和 40.1%，对美国钢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政府在实施调整结构和治理环境的战略中，高度重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在化解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上做得早、做得实，将继续做下去。2011-2015 年 5 年间，中方淘汰了 9000 多万吨落后钢铁产能。2016 年中方又压减 6500 万吨产能，涉及 20.2万人就业。201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再减 5000 万吨。如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自 2014 年以来，中美两国多次利用两国元首会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和二十国集团会议等场合就产能过剩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全球钢铁论坛等平台加强沟通，共同采取行动，努力化解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

　　(四)市场开放。

　　美方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宽在银行、证券、保险、文化、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准入。只要美国开放的领域，中国也要相应开放。中方认为，一国开放水平由国情决定，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监管能力密切相关，美方在航运、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等方面也未开放。双方可通过继续推进投资协定谈判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实现互惠互利。中国也会积极推动自主开放进程，放宽外资准入限制。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自主扩大市场开放，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自身需要，包括先后设立了 11 个自贸试验区，并不断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降低增值电信、新能源汽车电池、加油站建设经营等行业的准入门槛，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向全国复制推广了 114 项改革试点经验，改革开放成效普惠的局面初步形成。同时，中国政府还主动通过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扩大开放。最近一次修订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现行的 2015 版《目录》相比，限制性措施从 93 项减少到了 62 项，减少了三分之一，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2017 年 1 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加强吸引外资工作等三个方面具体提出 20 条具有“含金量”的工作举措，自主推进开放。

　　例如，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方面，通过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相关政策法规，大幅度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明确国家相关鼓励支持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内外资企业；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华创业发展，为其依法依规提供出入境管理便利。在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要求中国各地区各部门确保政策法规执行的一致性；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标准化工作，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及执法；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在进一步加强吸引外资工作方面，允许地方政府结合地方实际，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政策，支持对就业、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贡献大的项目，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的权益等。

　　2010 年以来，中国每年实际使用外资都超过 1100 亿美元，连续 25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联合国贸发会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之一。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态度是鲜明的。中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努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增强中国吸收利用外资的国际竞争力。

　　(五)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主要关注之一。美方在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仍有不足。美国《2017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美国商会等商协会组织也将保护知识产权列为美国业界的重点关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自身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中国政府在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强调把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臵。营造全社会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提高全民知识产权的意识。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是坚定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中国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主管副总理出任组长，积极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立法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正在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定也逐步推进。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审理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司法解释。

　　司法方面，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对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力，成效显著。2016 年，公安机关破案 1.7 万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 万人，检察机关批捕 9171 人、起诉 2.1 万多人，审判机关审结刑事案件1.3 万多件、判决罪犯近 1.8 万人。行政执法方面，自 2013 年至 2016 年，各级行政机关累计查办侵权假冒违法案件 127 万件。2016 年，中国行政机关开展专利“护航”专项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整治“剑网行动”、版权领域“扫黄打非”的“秋风”行动、“质检利剑”打假行动、“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查处案件 18.9万件。中方计划加强与美方知识产权、海关、国土安全、警务部门的合作，通过联合执法行动，打击侵权盗版行为。

　　近年来，中美双方一直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保持密切沟通，也取得了很多积极进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方愿加强与美国政府和业界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对话，不断深化中美双方在此领域的互信与合作，为促进文化技术传播、增进人民福祉做出贡献。

　　二、中方关注

　　(一)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义务。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规定，2016年 12 月 11 日后，在反倾销实践中，世贸组织成员应终止采用“替代国”价格计算中国出口企业倾销幅度的做法。这是世贸组织成员必须履行的国际条约义务，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

　　议定书第 15 条中规定的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放弃“替代国”做法是无条件的。美方履行该项国际义务不应与任何其他问题挂钩，唯一的条件就是 2016 年 12 月 11 日这个时间点。美方强调的国内法优先、中国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不应成为履行第 15 条义务的前臵条件。

　　履行议定书第 15 条义务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中国现在并非要求美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世贸组织规则也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和判定标准。“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起源和存在于美欧等国的国内法中。一些人故意混淆“市场经济国家”与履行议定书第 15 条义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片面强调美欧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法标准，目的是为不履行议定书第 15 条的国际义务找借口。

　　议定书第 15 条不是简单的贸易利益问题，而是要不要履行国际承诺的问题。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信守条约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国际法的尊重，也事关一国的信誉。

　　(二)美对华出口管制。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得很多有竞争力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能向中国出口，双方的科技交流也受到很大影响。2001 年美对华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达 16.7%，2016 年仅 8.2%，这与美科技强国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现状不相称，也不利于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美方在严格控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同时，又指责中方鼓励自主创新，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出口管制问题的核心是战略互信。美对华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是基于冷战思维，未能反映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现实，也不符合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近年来，中方一直通过双边高层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向美方提出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的要求。美国政府于 2010 年启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进一步放宽了对美盟国的出口管制。尽管美方多次表示在改革过程中将给予中方平等待遇，承诺促进和便利高技术物项对华民用出口，但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美方在改革过程中仍将中国列为武器禁运国，中方实质上未能从改革中获益。美方根据“瓦森纳安排”等多边机制的决定，对部分商用高技术产品取消管制的做法，从体制上不能改变中方的待遇，在具体物项上也难以满足中方的需求。

　　中方希望美方在放宽出口管制方面采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切实放宽民用用途、民用用户两用产品的对华出口。这也有助于减少美贸易逆差。

　　(三)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公平待遇问题。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快速增长，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为当地创造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亮点和重要推动力。但是，美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针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构成了严重阻碍。自 1975 年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来，美国总统仅否决过三起并购案件，均来自中国投资者。第一起是 1989年中航技收购美西雅图飞机零部件制造商 Mamco 项目。第二起是 2012 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收购美俄勒冈州风电场项目。第三起是 2016 年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项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热潮的涌现，接受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案件数量也快速增加。美外国投资委员会报告显示，2012 年至 2014 年，中国连续三年位居美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数量国别榜首，累计审查 68 个投资项目。但事实上，中国投资只占美吸引外资总额的不到 1%，两者完全不成比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因安全审查而导致并购受阻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金额已超过 500 亿美元。

　　实际上，有些在美投资项目的并购双方企业被要求签署苛刻的“缓解协议”，对企业的具体运营、业务内容等提出严格的限制条件。例如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一家企业时，被要求与美方签署“缓解协议”。协议要求外国人实地访问被购的美国公司时，须提前 15 天通知美国政府。但实际工作中很难满足提前 15 天报告美国政府的要求，给该公司正常运营带来负面影响。除安全审查外，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也是中方关注重点。美国国内经常出现不利于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声音，一些国会议员不时就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项目致信美政府高官，要求开展国家安全审查，而这又往往成为美国内媒体炒作的对象。美国内部分人士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受政府控制，要求美政府限制其在美投资。如中国投资的电信运营企业申请美国电信业务牌照过程中，美方以其中国母公司是国有企业为由，迟迟不予颁发牌照。又如，在美中资企业申请所在州的企业基金，该州政府以公司股东是中国国有企业为由取消其申请资格。

　　过去 30 多年中，很多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美国扎根、经营，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希望美方在并购项目的国家安全审查中，对中国投资者给予与其他国家投资者相同待遇，同时对中国国有企业给予公平待遇。

　　(四)美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中国是遭受美国贸易救济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自1980 年至 2016 年，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 262 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累计282.2亿美元。根据美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截止到 2017 年 3 月底，尚有正在执行的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税令 110 个，反补贴税令 43 个，总计 153 个。在调查过程中，美方惯用替代国、分别税率、公共机构、外部基准等不公正做法，对中国产品裁定畸高税率，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对美出口。2016 年，美对中国产品发起 20 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 36.6 亿美元。美方还发起 21 起 337 调查案，涉及钢铁产品、电动平衡车、便携式电子设备、电导体复合磁芯、集装桶、门禁系统、烘手机、手术缝合装臵等多类产品。

　　以美对中国钢铁产品集中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为例。中方认为美方是在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主要体现在：第一，案件数量多、金额大，涵盖所有中国大宗输美钢铁产品。截至2017 年 3 月底，美方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了 48 起救济调查，涉案金额 76 亿美元。仅 2015 年以来，就发起了 8 起调查，涉案金额近 16 亿美元。第二，裁定税率畸高，有的案件双反税率甚至超过500%，明显不合常理，超出了正常贸易救济的范畴。第三，2014 年后中国对美钢铁产品出口逐年下降，但美方救济措施却不断增加。美方在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施压与贸易救济措施密切配合，这些措施叠加对外发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强烈信号。

　　【延伸阅读】

　　中美智库研讨中美经贸合作新格局

　　5月6日，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举行“中美经济合作新格局”座谈会。来自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下属的中国财富研究院、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认为，中美两国都处于发展新阶段和推进变革的关键时期，加强沟通交流十分重要，有必要多路径拓宽合作空间。

　　中国财富研究院主席、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表示，目前，中美是互为最大经贸关系的两个国家，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亚当·波森(Adam Posen)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回暖和逐步改善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基础依然强劲。全球生产率增长总体停留在较低水平，美国和日本的生产率均比较低，相比而言中国的生产率较高。从2017年到2020年的经济展望来看，美国经济由于充分的就业刺激，将会由不景气转向繁荣、萧条的周期循环。未来美国还会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来刺激就业。美元未来仍会走强，加之过度的财政费用，都可能使美国贸易逆差加剧。如果一些贸易政策不得当，就有可能重演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部分情况。

　　魏礼群认为，拓展中美经济合作新格局，关键是需要双方共同面向未来，以宽广的眼光，进行战略性思考和选择。

　　具体而言，第一，扩大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发展的重要机遇。第二，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未来经贸关系不应以单纯追求“贸易平衡”为目标，而应着眼于完善公平贸易规则和政策，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重在实现包容发展、拓展合作、互利双赢。第三，双方加大信任，加强协商沟通，消除误解和隔阂。长期以来，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是，中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而美方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未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应该改变这种状况。第四，开拓更深层次更有创见的互补合作。在这个方面双方的深度合作大有可为。例如，能源、基础设施、高科技、制造业是特朗普总统关注的四大“支柱行业”，并形成以促进就业为核心的政策

　　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很强的能力，加强这些重点领域的合作，可以成为中美未来经贸合作的重点。第五，扩大投资领域合作。第六，双方加强在国际经济领域合作，为中美经贸往来拓宽新空间。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对美国而言也是很好的机遇，能够增加就业、扩大海外投资，美方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寻找途径积极参与。中美在第三方市场开发也将给美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更好地实现“双赢”和“多赢”。

　　魏礼群表示，愿双方以今天的座谈会为开端，再定期互访互派访问学者开展联合研究工作，在研究成果共享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并在未来形成更多的实质性协作共识，共同开创中美财经智库交流的新局面，服务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未来。

　　在中美未来合作方式的探讨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内森·席特(Nathan Sheets)表示，未来中美之间经济合作的扩大可以通过中美双边协议的谈判来实现，同时还可以通过亚投行来拓展合作。美国政府现在非常注重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愿意去搞清楚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渠道与中国展开交流会更适合，“双方都会理智、冷静地看待许多问题，并承担起彼此的责任”。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伯恩(Chad Bown)也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应该会选择在双边都可以受益的领域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非常重视贸易逆差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在签订一些双边协定时，会很看重一些具体的行业利益，譬如钢铁行业、铝行业等。另外，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会被放在重要位置进行考虑，美国政府不希望WTO的规则对它有一些限制，比如反倾销问题，因此美国希望能够带来WTO等国际机制变革的契机。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有信息，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