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话题热，政策性福利大

    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政策“红包”释放，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最厚实。近期，大湾区话题很热，大手笔很多。比如，连接港澳珠，实现三地“半小时”生活圈，被英国《卫报》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港珠澳大桥，于7月1日前后全线贯通；香港召开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大佬云集；国家发改委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9月将上报中央。

　　日前，各种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论坛、研讨会在召开。笔者近期参加了一个论坛，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城市更新”。回来后，笔者做了详细的案头工作，第一感觉就是大湾区功能和定位很高大上、眼花缭乱，比如粤港澳大湾区要对标旧金山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引领技术变革“领头羊”，成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等等。问题是，这些规划层面的新概念，确实很难理解。那么，粤港澳大湾区究竟是什么，对我们普通百姓有多大意义呢？

　　人择善而居，鸟择林而栖。自古，因环境友好、运输成本低、便于贸易，人类往往逐水草丰美之地居住，大城市和城市群基本诞生在沿海沿江，特别是海岸线长、“拥海抱湾”的湾区。因此，湾区最先开始发展工业和贸易，人口也开始集中。但是，由于水体污染严重，加上产业升级，工业开始转向腹地或内陆，湾区转向发展现代制造业，催生金融、信息、法律和设计等新业态发展。

　　这就产生湾区城市群分工，如香港和澳门搞金融、航运和高教，深圳搞研发，广州搞高教，东莞搞先进制造业，珠三角其他城市搞零部件和一般制造业。这样，就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依托香港和广州的高教资源搞原创性和基础理论研究，书面的研究成果由深圳科技企业转化为产业化成果，并拿到东莞或珠三角其他城市“投产”，最后在香港上市，通过“一带一路”走向全世界。

　　这是个美好的过程，旧金山湾区的集大成者“硅谷”就是这样。斯坦福副校长，誉为“硅谷之父”的弗里德里克·特曼，把学校房子拿来给学生创业，创业Ideals与“硅谷”合作成果化，并在华尔街上市，从而催生了Google、Facebook、思科(Cisco)等跨国独角兽企业，并将产品卖给全世界。东京湾区也如此，资源匮乏，日本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了环抱东京湾两侧的工业带，后来日本制造业强大后，电器等制造业转移到内陆，东京就成了全球制造业要素配置中心。

　　如城市规划鼻祖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言，城市不是一件被雕琢出的艺术品，它的发展如同地壳运动，一层一层迭加出来。一切以滨海城市为中心的大都会区都是湾区，核心是要素自由流动，剩下的扔给市场。目前，粤港澳三地间通关、税制、用工、社保、货币和公司注册等完全不同，很难谈得上人才等要素自由迁徙。某深圳工作的香港朋友，每天要去罗湖关口打个卡，以证明1/2时间在香港。另一朋友，每隔180日就要回香港，规避内地高税收。

　　此前，笔者与香港的大学有项目合作，深感两边财务制度、税收之不同，汇率变化还要计算损益。对于这些，不仅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而且每次报账，都得额外提供一大堆材料，不得不在两地频繁奔波，加上通关又不是很顺畅，费时费力。后来，笔者干脆与内地高校合作了，但服务质量、标准化、信息前瞻性、后续沟通等与香港有很大差距。所以，大湾区目标很宏伟，须多方合力达成，尊重和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是前提。如果民间自发的、市场驱动的交流、互动能做到畅通无阻，一个个小目标实现了，粤港澳三地间就实现融合，大湾区也就建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