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临危受命”的资深银行家

　　经历了股市巨震、千股停牌、两次熔断，多次身陷“去职”传闻的前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在2016年2月20日早上与刘士余完成了握手交接。刘士余成为第八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迄今一年有半。

　　刘士余属牛。当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段子手们纷纷发挥才华，按其名字的谐音，期待股市下一场“牛市雨”。但上任伊始，刘士余刮的则是监管风，他明确“全面监管、依法监管、从严监管”的监管理念。尤其去年12月3日脱稿演讲，猛烈抨击险资举牌上市公司是“妖精、害人精，野蛮人”，一语惊人。此后，他又在多个公开场合，以迥异于四平八稳的官场语调的凌厉话锋，抨击忽悠式重组、高送转与大股东减持等市场乱象。

　　今年4月当大盘下跌，刘士余被骂无数，有经济学家也在网上叫阵。近期大盘创出去年1月之后的新高，则无人为他喝彩。想来，任何一个证监会主席都是坐在指数和舆论的“火山口”上。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认为，刘士余可能是接替周小川的央行行长的人选之一。他从1996年调入央行，直至2014年主政中国农业银行，18年一直在央行工作。

　　“我关注农行股价，

　　我要对我的股东有回报啊”

　　刘士余1961年11月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还攻读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1987年至1996年，他先后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工作。

　　1996年，刘士余调入央行，从银行司助理巡视员、副司长到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司长，到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2004年7月进入党委班子，任党委委员、行长助理，2006年6月升任副行长。在央行期间，他经历了央行分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重组上市、处理多家问题金融机构等重要事件，还分管过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条法司、支付司等多个核心部门。

　　刘士余和周小川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周小川曾兼任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士余担任副主任，一起经历过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重组和上市的全过程。有媒体引述相关人士的话，说刘士余在担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善于平衡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对外协调央行和其他部委的关系，对内协调各司局的摩擦，“情商比较高”。

　　2014年10月，刘士余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同年12月任农行董事长。从农行到证监会，中间不到一年半。而农行内部人士对刘士余的评价是：低调、务实，属于实干派。一些业务部门领导认为刘士余很有担当，分行层面的人士则对媒体表示，虽然接触机会不多，但感到他很能为下面人着想。

　　一位农行内部员工回忆称，刘士余很有正义感，“嫉恶如仇”。2016年1月底，当农行北京分行爆发票据风险时，刘士余震怒，要求严查十家省分行，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现象将从严、从重、从快处罚。2015年股市大跌时，刘士余也很焦虑，他后来说：“我关注农行股价，我要对我的股东有回报啊。”他比喻说，股指下行对当时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好比一辆油罐车在下坡路上刹车失灵，轻则车毁人亡，重则引发火灾、伤及无辜，引发多重风险。

　　刘士余在央行曾分管支付司，所以被媒体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大家长”，对互联网金融有较深研究。2013年起，条法司负责牵头起草《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2月，刘士余撰文阐述他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看法，他说，机构法律定位不明，可能“越界”触碰法律“底线”：一个是不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另一个是不能非法集资。现有法律规则还没有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属性作出明确定位，互联网企业尤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业务活动，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或规章对业务进行有效的规范，“谬误与真理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但是不允许碰触这两个底线”。

　　纵观近年来的P2P行业，无论是e租宝、金赛银、MMM等平台引发的互联网金融地震，还是近日鑫琦资产嚣张跑路的“奇葩”事，刘士余两年前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警示，应该说有先见之明。

　　历史上留下“刘监管”的印记？

　　刘士余入主证监会时，市场笼罩在千股跌停、两次“熔断”的阴霾中，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前路漫漫。

　　其实，1992年证监会诞生后，历任主席都坐在“火药桶”上，头顶高悬着大盘指数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据统计，除来自农行的尚福林创造了近9年的任职记录外，其他主席任期均未超过三年。除了证监会设立初期的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三位主席外，证监会后五任主席均从四大国有银行调任。

　　刘士余履新证监会后，专门了解和分析了之前的市场巨震：2014年7月前，股市经历7年熊市，接着是恢复性回升，后来出现过快、过高增长，紧接着又出现过快、过急下跌，“俗话说‘山有多高，谷有多深’，泡沫怎么吹起来的，总得挤出去。”他认为股市异常波动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深化改革。

　　2016年全国两会，刘士余首次公开亮相回答记者提问。他说注册制是必须搞的，但不能单兵突进，未来几年不具备推出熔断条件，他还说：“我长期从事民生金融工作，深知老百姓(45.87 +1.12%,诊股)挣钱不容易，投资股市如果赔了，我也会很心疼。”

　　虽然努力和老百姓贴近，但当指数不达股民预期时，证监会主席就会平添压力。2016年9月，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两次公开“炮轰”刘士余搞资本市场扶贫意见，令上证综指几次跌破3000点，言辞十分激烈，甚至说出了“你表面温文尔雅，实际带有私心，迎合上边意见，希望上边关注和高兴”的话。10月12日，谢百三不幸病逝，刘士余通过新浪财经迅速发出悼文，在表示沉痛和哀悼之余，他说，“我刚到证监会时，接到了谢教授给我的公开信。谢教授对证监会的政策始终十分关心，曾多次表现出率真的批评。‘百家争鸣’永远是科学发展与政策完善的不竭动力。逝者如斯，谢教授的那份率真，对我来讲显得弥足珍贵！”这份悼文，为刘士余加分不少。

　　今年五六月间，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上不断抨击刘士余，刘士余则邀请他前往证监会交流，这一次的“炮轰”中，舆论不再像谢百三那一次“一边倒”，很多人认为韩志国是“碰瓷”，道理并不充分。

　　回看刘士余在证监会的一年半工作，其监管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如同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大会上所说的，一是牢牢把握任何时候都坚持依法从严全面监管理念，绝不手软；二是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基本底线；三是始终坚持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放在突出性地位，尤其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四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五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决纠正脱实向虚、自娱自乐。他对会员们说：“我快乐着你们的快乐，也悲伤着你们的错误。”

　　不知道刘士余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刘监管”的印记。2016年，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数量和罚没金额创历史新高，2017年第一季度行政处罚罚没款金额又超过2016年全年。他每一次放狠话，都让相关概念股一泻千里。例如痛批个别险资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险资举牌”概念股应声下滑，数百只股票跌停；今年4月8日放话，有的上市公司上市后大幅减持，空仓走人，有的上市公司用高送转来助长股价投机，“吃相很难看”，要“秋天算账”。4月10日，高送转概念股大面积跌停，多家公司纷纷公告缩减高送转比例。同日刘士余还表示，“一些‘忽悠式’‘跟风式’重组已成市场顽疾”，这也是当时监管重点关注的对象。前发审委员冯小树被罚没近5亿元，和他连带的数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也被调查，显示出监管层清理门户、既往要咎的决心。

　　今年上半年是证监会出台政策制度最多、最密集的一年。力度最猛、最得罪人的无疑是减持新规。5月27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交所及深交所也发布了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覆盖对象，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频率及信披等。这对那些在Pre-IPO阶段就已潜伏好的各路利益相关者无疑是“晴天霹雳”。

　　在严厉监管和挤泡沫政策下，今年4月以来，A股中小盘跌跌不休，创业板屡创新低，“一九行情”让大多数投资者叫苦连天，于是越来越多的矛头又指向了刘士余，指责其滥发新股让市场下跌，在股东减持方面监管不力，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6月2日晚间，证监会宣布IPO企业家数降至4家，合计募集资金15亿元，为年内最低点。此后新股发行并未停止，但力度有所调整，这也反映出证监会政策执行中的一定弹性。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未来，不论刘士余是坚守证监会还是如传闻中那样赴任央行，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A股已经被成功纳入MSCI这一国际指数，规范停牌制度、IPO正常化、强化互联互通等开放机制都是不可逆的趋势。

　　眼下，股票市场的两大制度难题是上市和退市。由于《证券法》修法迟迟没有完成，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似乎处于搁置状态。但从上半年以来的监管动作看，注册制改革实施的条件正在不断完备。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和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曾表示，IPO改革一定可以推行，而核心则在于信息披露。就注册制和当前核准制的差别来看，“核准制下，如果总共是10分的责任，那么上市公司5分，中间机构3分，发行批准机构（证监会发审委）2分；变成注册制后，证监会的责任就是0了，中间机构可能要承担45%的责任，发行者则要承担55%的责任。”吴晓求称，核准制下的权责是不匹配的，比如IPO，发行审核委员会有7个人投票，7个人投赞成票，公司就可以上市，但那个票是永远封存的，如果事后发现存在虚假上市的现象也无从追责，而在注册制下，上市企业虚假上市，发行者和中间机构就要承担无限责任。“我们本来以为注册制下，发行责任变得轻松了，其实是发行责任更大了，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自律的市场，这是一种进步。”

　　股民对于注册制可谓“又爱又怕”，“爱”是因为注册制将解决IPO“堰塞湖”现象，但也始终有人担心，这可能使得鱼龙混杂的企业纷纷上市，同时可能会冲击市场流动性。

　　其实，很多公司在核准制下能发行，到推行注册制、有市场进行选择的时候根本发不出去。例如，投行去路演，投资方可能对这个公司根本没兴趣。但在现在的核准制下，排队可能就要两年，只要一批准，市场觉得有了证监会发审委的背书，所以100%可以成功发行。

　　如果在上市和退市方面，中国股市能够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与转型，中国资本市场才会步入成熟期，否则，依然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在这方面，刘士余明确了方向，迈出了前几步，能不能继续走好，人们拭目以待。

　　今年3月，刘士余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演讲时说，防控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难题。他说自己最近看了《美丽的泡沫》一书，“当资本市场泡沫快速形成甚至不断放大时，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是逆反映。就像‘黑洞’完全或者部分吸收了太阳的光线，此时资本市场的泡沫可能达到了顶点，情况非常可怕。”

　　“2003年修订《人民银行法》时，赋予了央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我在央行期间为这一神圣职能工作了10多年。历史上，央行主导的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与重组，以及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多部门联手应对，都彰显了央行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刘士余的这段话说明，无论他未来走向哪里，在央行锻造的思维方式，将长久地引导他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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