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皮凯蒂《新资本论》一书推翻了“库兹涅佐曲线”的经济学教条，震动了世界。“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工业化发展初期，贫富差距扩大只是暂时的，经济发达与社会成熟以后，会自然缩小。皮凯蒂揭露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较为平等的暂时性。皮凯蒂的贡献在于，他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沉迷于数理模型，迷信市场机制，通吃社会科学，掩盖财富占有不平等。

　　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不是全体人民，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垄断资本的操作者。由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战后初期推行自由贸易和科技革命，促进了战后新的和平与繁荣，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观念里，缺乏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和动机，缺乏惠及全体国家和人民的动力和机制。西方主流经济学讲的“双赢”，只要是以利润为中心，以垄断为背景，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他们把比较利益静态化，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长期定位于劳动密集型，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时，可能有双赢，一旦达到充分就业，就不会有双赢；就拉动产业链条的整体效果来看，更不会有双赢。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规则和定价权，资本主义只能使世界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是造成世界经济不能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有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革命创造的新财富主要被投资者、创新者、经营者所得，劳动者所得的比例没有提高。皮凯蒂用大数据系统分析了发达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收入分配是年度增量分配，如果长期收入分配悬殊过大，必定转化为存量财产占有，即土地和资本占有的差距过大。随之，继承性收入比例越来越大，使新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不合理。依靠继承巨额财产而生活的社会阶层无需任何劳动，就可享受豪华生活。如在存量方面，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年度增量的收入分配，一定是越来越分化，很难用收入所得税调整过来。

　　皮凯蒂揭露，2010年，欧洲财富的高度集中已达到1910年的水平，最富的1%的人口拥有50%的财产，10%的人口占有60%的财产，中等收入的人口占40%，财产为35%，其余50%的人口只占有5%的财产。皮凯蒂用历史数据证明，世界经济长期的投资回报率为4%-5%，而GDP只年增1%-2%，资本收入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如经济停滞，两者差距更大。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下降，而占美国1%的富人的财富反而增加。富人增加的收入很多用于可持续投资，扩大自己资本的存量；多数民众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整个社会的财富占有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此类问题更加严重。皮凯蒂主张，征收高额累进财产税和遗产税。

　　更应重视“低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2006年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指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时期为“事故多发期”，经济停滞、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城市畸形发展、金融危机、公共服务短缺、腐败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政局不稳等问题容易出现并蔓延，在不少论述中，“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必然性。

　　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一概念，决心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们认为，在收入水平“高中低”任何阶段上都存在“陷阱”，各国国家和民族都可能坠入自己面临的那个陷阱，也可能避免坠入陷阱，关键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没有命里注定，没有一定陷入或不陷入“陷阱”的抽象历史必然性。

　　只提“中等收入陷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低收入阶段没陷阱，会自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然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战后许多国家飞上去又掉下来，如前苏联阵营依靠计划经济，拉丁美洲依靠外资，中东产油国依靠石油收入，纷纷起飞到工业化时代，没多久即纷纷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许多国家和民族一直在“低收入陷阱”里，被灭绝被瓜分被边缘化，从来就没有起飞，表现为：长达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经济停滞不前，内战饥荒政变不断，普遍贫困，人口下降，文盲众多，疾病流行。旧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自1840年以后的100年，人口停滞于4亿，工业不超过10%，外侮内战不断，没有完整的统一和主权。

　　突破“低收入陷阱”，从农业国向工业化飞跃，称为“经济起飞”。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20世纪50年代“起飞论”提出，“起飞”的条件是一个国家能稳定发展经济，把积累率连续50年保持在10%以上，最为成功的应为中国。中国的“起飞”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快就突破“低收入陷阱”，连续70年把积累率提高到35%以上，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

　　长期以来，全世界“低收入陷阱”问题并没有解决。1971年，联合国确定了“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人均GDP975美元以下，制造业比重低于10%，识字率低于20%，有24国为“最不发达国家”。1981年的标准是人均GDP250美元以下，当时有39国。

　　1991年，联合国将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定为：长期遭受发展障碍，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低，有严重结构性缺陷，人均GDP600美元以下，人口不超过7500万；实际生活质量指数（预期寿命、人均摄取热量、入学率、识字率等）不超过47点；经济多种经营指数（包括制造业、工业就业比重等）不超过22点。以这4条标准计，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为48个，其中非洲34个、亚洲9个、加勒比地区1个、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4个。联合国《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认定它们可获得援助、优惠市场准入和特别技术援助。

　　有没有“发达国家陷阱”？

　　发达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联合国承认1960-2008年，世界上仅有12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时间为15.9年，年均增长率为5%。其中亚洲有6个（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洲有4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非洲有1个（赤道几内亚），北美洲有1个（波多黎各）。这些经济体面积小，除日本外人口少，很少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赤道几内亚只依靠石油收入，很快崩盘。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日本“雁形发展模式”的失败。这个模式把日本定位于亚洲经济和技术的火车头，从美国吸收技术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再向东南亚转移，最后才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丧失了经济主导地位，经济停滞20年，积累率从20%下降为零。而中国则一举跃升为亚洲核心国家。

　　欧洲经济一体化前期成功有三个动力：一是结束欧洲历史上的长期战争，享受和平发展；二是推行经济联合和资本自由化，但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移民政策的限制；三是北约军事同盟在苏联瓦解以后就丧失了存在价值。

　　北约和欧盟瓦解的因素有五：一是2004年盲目扩张，继续打压俄罗斯是战略冒进；二是内部缺乏权威，无法摆平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三是2008年爆发债务危机，源于长期高福利政策，欧洲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吃光分净，投资不足，借债不还；四是民族没有真正融合，民主选举限于很小的民族国家范围；五是追随美国支持以色列，参加4次反恐战争，彻底得罪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

　　欧洲经济一体化只能停留在贸易和资本自由的层面上，人口自由流动和政治统一都不可能。2016年，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形成致命一击。

　　作为大国，美国有移民空间，可长期保持人口年轻和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但外来移民迅速增加，必然遭本土白人排斥，如组织程度较高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如以白人为主的工会。在一定时期出现“反全球化”的逆流，2016年的特朗普现象就根源于此。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2017年欧洲乱局，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全球化所积累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内部突然爆发，极为猛烈，民众的民粹主义和精英的右翼保守主义相结合，通过民主选举，很快成了建制。

　　以往的舆论和学术研究受西方话语权影响，突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承认有“发达国家陷阱”，他们认为那不是弊病，而是发展到了顶点无可再发展，是“后现代，后工业化”，福利国家，人类极限，历史终结。

　　2016年的现实已将这谎言彻底击碎。“发达国家陷阱”显然存在，而且很深，深到爬不出来。从特朗普瞎折腾到欧洲乱局，可以看出西方精英对危机既无准备也无对策，只能非理性地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包括和中国打贸易战，这只能使世界乱上加乱，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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