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建设问题，首先需要给这门学科的性质和范围做一界定。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门专门经济学。它不是具有一般普遍意义的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转型时期，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同时，这也决定了推进中国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下面就中国的经济实践与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谈几点自己的初浅看法。

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路径与中国经济学

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路径不同，根植于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没有给中国提供可资利用的经济理论，这给中国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首先这是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伴随资本主义制度成长起来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原生的秩序，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则是一种后生的秩序。二者在形成路径上存在重大差异：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原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哈耶克,1989)，或者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的，它的产生发展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1972)；后生的市场经济则是哈耶克所谓的“人为设置的秩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后生特点非常典型。

经济秩序的两种不同形成路径决定了经济学的任务的不同：在原生的市场模式中，由于经济秩序主要依靠市场自发力量，不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也无须经济学插手其间，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局限于“解释世界”。产生于这种背景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准确地说，应是构成这种经济学硬核的新古典经济学，是这种解释经济学的典型。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上天赐与的天然制度，根本无须有推动市场秩序形成的理论。因此也可以理解，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经济制度被视为外生的，是一个无须了解的黑箱。在后生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自发力量未能造就出成熟的市场秩序。这就赋予了经济学更多的任务，除了解释世界以外，还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改造世界”的(马克思,1972)功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中国经济学家总结计划模式的弊病，借鉴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型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

围绕自发形成和人为形成的两种秩序孰优孰劣争论由来已久，撇开这些价值判断不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与中国经济学的推动有密切关系，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学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生长的空间：

第一，作为解释经济学，与自发形成的秩序相适应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经济体制形成的理论。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后生的市场秩序的制度创新过程，及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与原生市场秩序不同特点，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学作为解释经济学所特有的任务。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违背新古典原则的渐进式改革比遵从这些原则的激进式转型的效果更佳，而中国经济学家却有独到建树，许多学者如樊纲(1992)、张宇(2001)、盛洪(1994)、张军(1977)。

《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全文转载]等作了大量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成功案例，更是不胜枚举。难怪西方学者不时发出感叹，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说清楚。这不仅是因为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还在于西方学者在解释非西方现象上的经济学知识匮乏。

第二，作为改造世界的经济学，更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理论的缺项，因为它本身就没有这项功能。如果硬要把它政策化，新古典理论实际上只有英美国家所实行的几条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在不具备英美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实施这些政策，大都以不成功告终。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和拉美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就是最突出的例证。按照新古典理论设计的激进式转型，假定转型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具有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可以事前安排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一巨大系统工程的总体方案和所有细节。但在事实上，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掌握的信息也不充分尤其是对未来的信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看似经验主义的说法，其实暗含着理性有限和信息不充分的经济学假设，承认改革实践者不可能在转型的初始阶段就拿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方案，本着错了再试的精神，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积累理性，并不断获得补充信息来完善体制的过渡方案和措施。

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

在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方面，中国实践也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笔者把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分为两大类：一是体制政策或制度政策，它通过立法和司法以及行政性规制影响甚至创造经济体制框架而发挥作用。二是过程政策，与体制政策涉及的是制度安排不同，它是通过干预经济活动而发挥作用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和东亚国家普遍采取的产业政策就属于这一范畴。

体制政策又可以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对市场经济而言，消极的体制政策是指政府在体制创新方面不发挥主动作用，主要听凭产权主体的自发交易形成秩序。当然，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其职能主要是对自发形成的产权制度和竞争秩序加以维护，通过立法强化其合法性，并把它们置于法制的保护之下。积极的体制政策是指政府主动“入市”干预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改变自发形成的经济秩序，甚至由政府推动创造一种新的体制。大体说来，在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是消极的；而在欧洲大陆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的职能要积极得多，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欧盟倡导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它们被更多地打上由积极的体制政策留下的痕迹；在政府主导的东亚模式中，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更加积极；作为东亚模式后起之秀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更为主动、积极，政府甚至发挥了积极的“造市”功能。无论是在市场主体的形成方面，还是在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市场秩序的完善上，都能清晰地看到政府的积极推动的作用。

过程政策都具有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特征，它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需求管理政策，它通过干预需求来影响经济运行过程，具有短期管理的特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其典型形态。二是供给管理政策，它通过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来影响经济活动，因为新的供给能力不可能在短期形成，这种政策具有长期管理的特征，战后日本率先实施的产业政策是其典型代表，计划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以视为这种政策的一种特例。

在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仅限于维护私有产权和竞争秩序、维护国内外和平环境等几项消极职能。凯恩斯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它赋予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职能，这种职能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干预仅限于经济过程，不涉及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第二，干预经济活动主要限于需求方，即通过扩张需求来弥补需求不足，或通过紧缩需求来平衡需求过度。这种管理基本不涉及供给方，需求管理主要是将潜在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而在后发展的东亚国家，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不仅有需求管理，也涉及供给方面。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这种通常只涉及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国家已经存在的健全市场，供给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形成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政府只需在边际增量上对需求加以微调，就能缓解市场失灵造成的潜在产出损失，减小市场周期波动的代价。在后发展国家由于制度不完善，市场自发力量调解供求均衡的能力较弱，同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快地实现赶超，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不仅有需求管理政策，而且可以实施积极的供给管理。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能一箭双雕，在扩张需求的同时调节产业结构，增加有效的供给能力。例如，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时，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收到了这种双重效应，在拉动需求的同时缓解了基础设施落后的矛盾，为新世纪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

一般说来，后发展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空间要大于发达国家，存在一个政府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干预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的完善，又存在政府如何积极地退出市场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指出的只是，这个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无现成答案，而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回答的。

三、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关系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指导地位，中国经济学和其他经济理论都不应背离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不是停留在19世纪的经济学，也不应固守计划经济的经济理论，而应该是与中国实际紧密联系，与时俱进的经济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

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也离不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养分。这不仅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包括非主流经济学。即使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也能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古典经济学形成发展的一个多世纪中，从瓦尔拉斯到阿罗-德布鲁，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再到卢卡斯、基尔兰德和普里斯科特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间有无数经济学家为完善这一理论体系做了大量工作。其理论在假设设定的范围内已几近完美，即在抽象的意境下以高度形式化的方式描述了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这对我们认识市场运行的规律大有补益，其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所用。不过，在借鉴和应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时，也因该对它的局限性有充分认识，如制度外生假设、缺乏历史感与结构分析、在描述市场均衡化过程时忽视非均衡状态的分析，以及因过度关注均衡现象而忽略了市场竞争过程的丰富内容等，不应盲目崇拜。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硬核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缺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恰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在许多场合下，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特定问题的中国经济学来说，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演进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激进主义经济学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可能更有借鉴价值。总之，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开放体系，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任何理论都可以拿来我所用。

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中，也应处理好经济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因为封闭的经济学不会有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学目前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难怪丁学良认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足5人。对他用西方标准或英美尺度来衡量国内经济学家的做法，尽管我们很难苟同，但他也道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

有人认为只存在国际通用的经济学，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价值。对于这种看法，笔者很难赞同。其实，任何经济理论首先都只具有本土价值，随着其科学价值被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认可，才具有了国际性质。例如，现在被认为最具有国际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初也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本土经济学。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有可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

关于经济学的本土性与国际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德国工业革命初期，在德国经济学与英法经济学之间就产生过类似的争论。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反对英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主张建立反映德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其反对者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门本土的国民经济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争论，结果证明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各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又不完全正确。一方面，“国民经济学”的名称虽然保留下来，但是在内容和分析方法上却已被国际化，实际是英美化。以德国大学中的这门课程为例，其讲授的内容与英美通行的经济学原理差不多，德国特色主要体现在案例上。但在另一方面，本土经济学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现在德国仍然有一门本土经济学，即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或称为经济学的秩序理论与政策。这一理论体系以瓦尔特·欧肯的两种“理念类型”作为制度分析的出发点，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本土经济问题和政策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吸收各个流派的精华，尤其注重非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弥补已经英美化的国民经济学的不足。德国经济学家处理经济学的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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