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业内人士认为，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等四个原则的确立，有利于稳定市场对金融未来改革发展的预期，有利于厘清金融创新和风险累积之间的边界。同时，在金融混业大趋势下，金融监管部门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辨别业务本质，根据业务功能和法律属性明确监管规则，力促金融监管和风险排查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避免因监管规则不统一而形成套利空间。

　　强化监管原则确立

　　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

　　不难发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是当前金融工作的底线，强化监管原则也已确立。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认为，强化监管首先要树立“穿透式”监管理念，穿透所有金融风险，这一监管理念也得到了政策上的认可，如我国互联网专项整治方案多次明确提出了“穿透式”监管的概念，确立了穿透式监管理念。以资产管理产品为例，其存在着产品规则不统一、层层嵌套；没有严格遵守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很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投资方向不匹配；数据和投向不清晰等风险点，对此各个监管当局应当坚持穿透性的监管原则，穿透到最终的投资者、穿透到最终使用资金的产品。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未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作用是从更高层面统筹和协调金融监管。在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过去在监管中会出现空白和盲点，以及交叉和重叠，甚至还会产生一些矛盾。未来监管会有更多的统一性，克服原先的短板。就资管产品的统一监管而言，会从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入手。不仅规范行为，还包括对于如何能够为实体经济带来更好支撑，带来更好效率等方面进行监管。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金融监管需要练就“火眼金睛”，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整治金融乱象，这意味着未来所有的金融业务都会按照统一标准来考量。对相同的金融领域，不同的监管能做到保障公平竞争。

　　在国泰君安首席策略分析师李少君看来，未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构，将统筹“一行三会”，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强化监管问责机制。有效解决当前监管协调力度较弱，跨领域金融监管标准不统一，存在规则冲突或监管真空等问题。

　　监管“跟上”创新步伐

　　一直以来，金融监管如何在风险与创新中取得平衡，受到业界、学界的讨论。近年来，部分机构和业务的过度创新、无序发展所导致的脱实向虚、资金空转、杠杆率高企等问题也饱受诟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纵观各国历次重大的金融危机，都源于金融发展过度，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而本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金融要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政策难再宽松，资产泡沫将受到抑制，金融发展将回归实体经济本源。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直言，此次会议确认监管模式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首次在如此高规格的层面对监管模式的改变进行确认，这是监管模式的重大转变。“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意味着，“一行三会”的监管对象必然将出现交叉，因为金融机构确实已经“混业经营”。这意味着“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等一直存在的监管问题有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邓海清表示，高杠杆率的根源并不是金融体系，而是在于“僵尸企业”、地方政府等软约束主体。此次强调“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高杠杆率问题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在杨东看来，根据业务功能和法律属性明确监管规则，金融监管和风险排查需要跟上金融创新的速率和步伐。对于监管者而言，不遵循市场导向的监管措施必然导致行业无序创新、规避现有监管法则，容易引发风险。反之，如果监管机构能够正视市场的合理需求，及时征求行业的意见，顺应市场变化出台监管框架，就能将创新引向规范。

　　杨东认为，金融监管必须“粗”、“细”结合。一方面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发展搭建整体的监管框架，让机构在框架内能够公平竞争、有序创新；另一方面则需加强差异化的分类监管，用更专业、细腻的方法监管更具体的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强化监管还必须发挥监管科技的作用，利用监管科技守护金融安全。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应当建立起金融合规、场景依托和技术驱动三位一体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突出监管科技在金融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对金融监管进行重构。

　　改善间接融资结构

　　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1.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36万亿元。从结构来看，属于间接融资的银行贷款仍是最主要渠道，占比达73.5%。

　　会议提出，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表示，本次会议明确直接融资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我国将坚持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银行信贷间接融资体系面对影子银行的严重干扰，利率市场化的效果有待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迟迟未能显著下降。因此，本次会议再度提及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通过股票市场的建设来降低股东权益融资成本，通过公司债市场的发展来降低债务成本，这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举措。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的阶段和特征，中央依然采取鼓励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举的发展策略，在直接融资层面更多是希望通过创新来提升增量；而在间接融资层面更多是存量调整，在国有大行推进自身战略转型的同时，希望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来提升银行系统的市场化程度。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指出，在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下，银行更愿意服务国企央企客户。因此，为了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精准脱贫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就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推动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于国有金融机构，未来应进一步发展中间业务，加快与互联网机构的融合，增强自身竞争力。

　　谈及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连平称，银行正在推进体制、机制、业务、人力资源、财务和成本等方面的转型。但战略转型最重要的还是业务转型。业务要从过去的粗放式经营模式转为精细化、集约型的业务模式，将来更多朝着低资本占用和轻资产等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未来要更多地发展跟收费有关的服务。比如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计划，包括融资、咨询、财务管理等方面。同时，业务转型也需要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如果内部体制和机制依然比较僵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业务转型恐怕也会因此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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