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部队中有许多官兵来自旧式军队，经常随意拿老百姓的财物，打骂老百姓。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要想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就一定要和当地百姓搞好关系。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决心整肃军纪，将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队有着根本区别的人民军队。在荆竹山雷打石上，他扳着手指，向全体官兵郑重地宣布了3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他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正是在这样极其通俗朴素而又亲民爱民的军纪规范下，工农革命军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1928年3月底，毛泽东率部到达桂东县沙田村。在这里，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部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红四军。

这次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燎原烈火。朱德同志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从此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这支工农红军的主力就日益发展、壮大和坚强起来了，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

朱、毛两军历尽千辛万苦、起死回生，终于会师井冈山。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共辖六个团。在由湘南农军编成的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撤销了师的番号，由军部直辖四个团。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怎样革命有了些初步的正确认识，他及时进行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他从国情出发揭示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解决了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怎样坚持革命，怎样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问题，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人又总结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遵循这一原则，红四军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