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出台，该文件是首个由中央层面出台的城乡社区治理纲领性文件。2017年9月，在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成立大会上，何艳玲教授做了题为《大城市，小邻里》的主题演讲，阐述了她对“捍卫家庭的治理变革”的基本观点，也呈现了她一直从事公共事务研究的逻辑与理念。
▲制度具有生命力，好的制度，打动人心，并且让我们产生共鸣；好的制度，让人向善，并且引领未来▼
最近我都在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感触深刻。制度是具有生命力的：好的制度，可以打动人心，并且让我们产生共鸣；好的制度，会让人向善，并且引领未来。当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我想它背后一定花费了很多人的很多心血。这不仅是一份严谨的有关社区发展治理的制度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中国社区发展的大时代纪。
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漫长到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成了这个国家发展的缩影。在此意义上，虽然这份文件是一个专项工作的文本，但我却将它理解为中国改革的大时代纪。接下来我将分享源自于这份大时代纪所产生的共鸣。这种共鸣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读了文本以后的共鸣，一是我在2000年开始走进社区，在持续不断的调查中我所体验到的那些基层的鲜活细节，对这些细节我记忆深刻。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观点，有的看起来比较复杂，但如果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懂得并尊重中国的文化脉络，则会更容易明白。
▲国家治理具有双重维度，一是面向市场，发展经济，一是面向社会，回应人民；社区治理也具有双重维度，对政府而言是基层，是管理单元，对人民而言是邻里，是日常生活共同体。回归和重视社区的邻里属性，是当前社区治理发展的重要任务▼
如果说国家治理是十八大以来一个重要关键词，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治理具有双重维度。国家治理的双重维度，一方面是指国家需要面向市场，发展经济，促进增长，获得繁荣；另一方面是指国家需要面向社会，了解人民，理解社会，并且及时回应人民和社会需求。从这两个性质来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近40年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市场之学，也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基本上读懂了市场的性质、市场运作的逻辑以及如何与市场打交道。但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掌握社会之学，甚至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忽略了社会之学。
所谓社会之学，是指了解社会的性质、社会的运作逻辑以及它和国家（政府）、掌握公权者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社会之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面向新时期、新时代，我们必须回到我们自身，回到个体的切身体验中，去理解当下中国的重大问题，包括宏大叙事。
如同国家治理具有双重维度，社区治理也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对政府而言，社区是基层，是一个管理单元。另一方面，对人民而言，社区是社会重要而基础的部分，是邻里，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同体。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混淆了社区作为基层和作为邻里的两个不同性质维度，特别是忽略了作为邻里的社区。如果社区只是基层，社区就会变成只是政府管理活动进行的载体。如果社区也是邻里，我们才可能重视社区的生活共同体面向。
事实上，作为中华文化和各种地方文化脉络体系的邻里，从邻里守望开始，就浸染了深厚的文化意蕴，并成为我们当下各种观念和行为的内在逻辑。如果不理解这一文化脉络，就无法在实践层面将社区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区。因此，回归和重视社区的邻里属性，是当前社区治理发展的重要任务。
就此而言，社区治理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基层建设，即政府主导，收集民情、回应民意和赢得民心，这是治国理政的基石。另一个是邻里营造，即人民主导，构建生态、激发生机、关爱生活，这是共同体的基石。
▲就基层建设而言，社区治理的前提是听到不同的声音。在基层，在邻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少数人的声音也可以且应该被尊重，它们同样可以被纳入决策过程▼
基层建设的目标是稳定基层，这依赖于一整套基于人民需求的公共设计，包括三个面向：第一，人民享有可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第二，人民对他人所得没有无法容忍的不满。第三，如果有不满，有便利的制度化渠道可表达。第四，需要专业化的公共政策。这套逻辑严谨的公共设计，是基层稳定的保障。
与其他层面相比，社区层面的公共服务供给，更要求精准。我们在社区投过很多资源，但很多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投入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如何投入实现我所需要的，才是关键的。现在讲精准扶贫，事实上社区治理也是精准治理的过程。
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更精准呢？精准的前提是我们可以在基层听到不同的声音。在大的层面，由于资源的有限，制度的约束，我们只能够按照多数人的原则来处理事情；而在基层，在邻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少数人的声音也应该被尊重，每一个个体都值得尊重，他们的声音、呼吁、呐喊同样可以被纳入决策过程。这是社区工作区别于其他工作的重要一点。我一直对在前沿的社区工作者抱着很深敬意，因为他们要发现这些少数人的声音，还要在不改变制度，不触碰原则的情况下，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一定程度保障，这是需要善意的，也是需要智慧的，更需要勇气！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合适渠道，让那些在社区中沉默的人，无法发声的人也能够发声。沉默太久，会积淀成民怨。虽然我曾说过民怨是常态，但以民为本的，有效的、及时的、精准的治理可以缓解民怨带来的负面效应。
▲激活社区的关键是凝聚家庭。好的社区，生态适宜、生机勃勃、生活充沛，它让人想去，让人想留，让人离开还想回▼
就邻里营造而言，好的社区，是一个生态适宜、生机勃勃、生活充沛的社区，它让人想去，它让人想留下，它让人走了还想返回。生态、生机、生活，是社区共同体的轴心和灵魂。生态既包括环境，也包括空间、场所和设施。我们需要让我们感觉舒适且干净的社区生态。生机是指不同群体在社区的良性互动，由于良性，所以充满活力。凋敝的村庄，衰退的城市，都是缺乏生机的社区。生活的意思是，我们的家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们的老人在这里，这是一个完全区别于流动性和异质性职业空间的生活空间。
邻里营造的目标是激活邻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社区激活的关键是激活家庭。很多年前，民政部派人去广州做调查，我当时提出可以考虑将“社区服务中心”定位成“家庭服务中心”。后来广州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方式做了一个新的制度设计，取得了不错成效。在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将“家庭”这个词作为研究的关键词。“家安方国宁”。家，在整个中国社会和社区网络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当我们从整体上看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立场既不是个体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是类似“家主义”，即从家出发来考虑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城市，一个很大的困惑是有没有可信任的邻居。当孩子放学早了又来不及赶到，是否可以委托一个邻居临时照看？一个社区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好社区。如果一个自认为的好社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是个好社区。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可以信任的邻居，同时也被邻居信任。
“家庭”如此重要，但遗憾的是，在诸多法律、制度、政策文件中，我们并没有坚定地将家有关的，可以直接感同身受，引发共鸣的这些关键词放入。很多文件显得面孔生硬，无法走心，与此有关。
▲“家庭不在场”的治理，造成了社会之痛。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社会“少数之痛”相比，治理过程中的家庭不在场导致的社会“人人之痛”是普遍性的、延展性的、且不可逆转▼
更长远的历史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宏大的系统内定位当下中国一些问题的本质。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诸多讨论的起点不是1949年后，而是已经延续很多年的大国。我在城市和社区中体验和观察多年，一直在思考的是，1949年后国家以如此强大的方式卷入基层，为什么社会并未呈现出预期的秩序整合，相反还变得零碎？这里的症结之一可能是，改革议程中未能将对中国人而言最紧密的家庭纽带放在应有位置。
根据波兰尼的人类学考察，19世纪之前的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除了体现市场功能的“交易与交换”之外，人类经济活动方式还有再分配、互惠与家庭。而他的一个批判，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生活的工具之一被置换成调节经济生活的唯一工具，再分配（来自国家）、互惠与家庭（来自社会）被忘记或忽略。事实上，这一批判同样适合于我们的改革进程。在改革过程中，市场以及市场经济获得了一般意义上的合法性，“下溢假设”（trickling down effect）变成默认的改革思维，即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的许多制度与政策调整，如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政企分离等等，都不体现了（市场）增长优先原则。市场经济“脱嵌于社会”也“脱嵌于家庭”。
家庭脱嵌或“家庭不在场”，集中体现为：
*家庭未被建构成公共议题：家庭被当成家里，家务被当成私务，家务活只是家里的事；
*家庭在公共叙事中的主体性未被确立：公家、集体、群众乃至个体相继登场，家庭却很少被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主体；
*家庭设施未被当作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儿童游乐场、公园、运动场、图书馆在城市的匮乏和非社区性分布。
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社会“少数之痛”相比，由家庭不在场所带来的社会“人人之痛”是普遍性的（每个阶层都有的痛）、延展性的（家庭痛苦具有代际遗留性），且不可逆转（往往涉及良知、情感与信任）！于是，家庭结构被撕碎，家庭功能不健全，家庭中的核心成员（儿童、老人和女性）被忽略，成为以家庭作为重要社会支持的中国转型的刻骨之痛。
保卫家庭，从未像今天如此重要而迫切！
▲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我们有许多大问题需要面对。其中非常明确的是，国家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政策和机制设计，构建保护家庭的责任链▼
压缩时空的中国变迁过程，传统、现代、后现代和西方、东方以及世界、本土的现象同时并起，使得诸多有关中国问题的解释往往出现认知错误，并导致实践中的常识错误，而对家庭以及家庭政策的忽略一定是个比我们想象更严重的问题。当前，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a shift fromgovernment to governance），我们有许多新的大问题需要面对，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政策和机制设计，构建保护家庭的责任链（chain-of-accountability）。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更好的家庭，是更好的国家：实现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更好的家庭，是更好的增长：培育家庭，不是增长的成本；家庭生活本身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好的家庭生产好的劳动力；
*更好的家庭，也是全新的增长点：闲暇、养老、健康…….其作为一个产业且与其他产业的多样化链接，本身就构成了更持续的增长点。
一个强大的社会，一个友好的邻里，一个可信任的邻居，这些都是当下中国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在社区层面，治国理政问题如此现实而琐碎，但正因为现实而琐碎，所以才能够真正把我们每个人都带进时代浪潮中去，与这个国家一起前行。因此，在这个保护家庭的责任链中，另一个重要的面向是我们自身所建构的责任链：
*需要我们的公共精神：当我们希望寻找好邻居的时候，我们的邻居也在寻找好邻居。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要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就必须要关心周围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强大的公共精神。
*需要我们的恰当团结：是的，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通过合法的恰当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可以化解个体之弱，解决政府不能精细化解决的问题，也解决那些政府无法帮我们解决的问题。
*需要我们的规则意识：守法守规是很重要的，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之外，居民公约、业主公约、邻里公约、村规民约，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规则体系。我们需要知晓这种规则体系，并且遵守它，因为这是我们跟他人形成友好关系的重要前提。前面提到社会之学，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学问，那么跟这个社会的其他人如何在遵照规则的前提下互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同样是一个学问。
▲社区治理中的党建工作，其核心是如何在基层更好地代表人民，在具体路径上是重建新时期党在社区中的群众路线▼
最后，我还想讲一个更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虽然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社区治理的双重维度，但这两个维度是可以统一的。作为基层和邻里的社区可能可以通过党组织得以链接。党的组织可以在基层和邻里之间穿梭，是因为党建工作所具有的双重性：一是政治属性，巩固政权，二是社会属性，代表人民。社区治理中的党建工作，其核心如何在基层更好地代表人民，在具体路径上是重建新时期党在社区中的群众路线。
面向社会、面向人民、面向家庭，在这些新的理念指引下，我们不仅需要解决在过去40年改革和发展中遗留和沉淀的问题，也需要及时回应和预防可能出现的全新问题。
事实上，每个人都焦虑而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些年波澜壮阔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在我们的国家、城市、社区中，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全新的政治过程、政治议题和政治阶层。人民将其需求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已经分化、细分、深化。同一套制度和做法，已经无法回应这些需求。我们必须学会新的方法，建立新的模式，对这些问题，以及由他们所带来的全新的生活过程和生活议题进行更好的回应！
▲为什么要改革，不是因为要走在前面，而是必须在生死存亡时刻捕捉到必须要变化的变化，并且及时而准确地回应这种变化▼
我所理解的改革，不是用新的代替旧的，而是用匹配的代替不匹配的，用适应的代替不适应的。为什么要改革，不是因为要走在前面，而是必须在生死存亡时刻捕捉到必须要变化的变化，并且及时而准确地回应这种变化。因此，改革首先一种知识层面的方法论，再是是决策者的智慧，而后是我们所有人持有共识前提下的共同行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改革的普遍性的知识，而不仅仅是特殊性的知识。过去几十年，我们建立了关于中国特色的知识，但还需补充一部分，即基于人以及人之需求基础之上的普遍性知识。只有建立了这种普遍性知识，中国特色的制度才能得到更坚实的支撑。
衡量一个制度是否有特色，关键在于它是否可以在人类的国家文明中占有普遍性位置。如果我们积累的经验只适用于中国，这可能是第一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是我们需要成为全球治理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事实上，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传承和现代国家以来的发展契机，都表明这个国家足以堪当重任。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有足够的提升、提炼能力将中国经验变成普遍性知识，同时对本地治理资源进行挖掘与因时因地的制度化转换。
回到刚才，我为什么花很多时间来讲家庭，是因为家庭是一个很中国的概念，但又是人类最普遍的制度。沿着人类发展的基本路径，解决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我们的国家建设才可能建构全球模式。我们只是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耐心，特别是在当下各种矛盾比较胶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更需要与这个国家一起，将它建设得更符合我们内心需要，人类所趋。
我在2014年写了一篇文章，告诫自己“研究是我们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的方式”，并提到“为天地立心”是我们的学术视野，“为生民立命”是我们的问题意识，“为往圣继绝学”是我们的理论共鸣，“为万世开太平”是我们的价值关怀。这虽然显得书生意气，但内心澎湃，却堪称真情流露。应该说，我刚才所分享的共鸣，特别是我对治理层面家庭议题的强调，与我希望达到的“肝胆相照”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不尽精微，无以致广大”。我们已经到了且应该可以进行结构调整的时候。这将是一场全新的变革，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幸见证这个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