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365（www.caijing365.com）3月30日讯：本文详解COVID-19的相关资讯，请看主要内容——
01
历史演进的偶然与必然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大拐弯。而引发历史转向的往往是当时看似并不那么重要的“偶然”。一件事情的历史意义，往往取决于它发生的时间点以及时代大背景。
没人能够预料到，1914 年 6 月 28 日（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暗杀，居然成为第一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这场战争约有 6500 万人参战，超过 3000 万人伤亡，并埋下了二战爆发的种子。
意大利人哥伦布是马可·波罗的粉丝。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开始远航。但他的船队却漂到了“新大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由此打开。
偶然中隐藏着必然。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一战后就预见了二战的不可避免。
1919 年初，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他计算出“战败国德国所能赔付的最大数额”是 100 亿美元。但是最终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却给了德国无法承受的惩罚。凯恩斯极为震惊，写信给英国首相乔治，宣布辞职：“我要逃离这场噩梦。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随后的 3 个月里，凯恩斯奋笔疾书写就《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被翻译成 12 种语言，6 个月内畅销 10 万册。他忧心忡忡地写道：
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能明确认识到，西欧最近半个世纪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组织具有极其不寻常、不稳定、复杂、不可靠以及临时性等性质……德国人在疯狂的幻想和愚蠢的自以为是的鼓动下，彻底颠覆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英法当局却冒险用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去继续摧毁由德国人首先开始破坏的欧洲秩序。《凡尔赛和约》一旦付诸实施，必将进一步摧毁已经被战争动摇和破坏了的脆弱的、复杂的秩序，而它原本应当重建的。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中欧贫困，我敢预测，我们肯定会得到报复。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保守力量和拼命挣扎的革命力量之间的最终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论最终的胜利者是谁，这场战争都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
二战的爆发，以无比沉重的代价告诉我们：经济学家理智的分析是多么值得政治家聆听啊。
于无声处听惊雷：历史拐弯处的COVID-19
02
历史又一次拐弯
COVID-19 疫情带给世界的冲击，正在一点点被认知，而它全部的意义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看的清晰和完整。
这场疫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发生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换言之，历史又一次拐弯处。
拐弯之前的高潮是 2007 年。彼时，所有人都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繁荣”之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提出一个名词来诠释那个时代：
• 中美国（Chimerica）时代
那是中国和美国相互依赖、各取所需的美好岁月。
但是这轮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浪潮看似完美，裂痕实则已经隐现，只是当时无人看清。
• 资本的高流动性与劳动力的低流动性，促成了发达国家“锈带”的出现，成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土壤。
• 中国民众的高储蓄率与美国民众的高消费率，成为互补的镜像，也酿成了美国的过度借债消费，引发 2008 年次贷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
• “全球化红利”转化成“华尔街红利”，助长了资本的增值，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加剧，而贫富差距过大历来是引发社会剧烈变革的根本动因。
其实，2008 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社会危机。由于缺乏对于这一点的深刻理解，希拉里稀里糊涂输给了特朗普。而特朗普的当选又加剧了历史的转向。
回顾过去十年，有几件事情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
• 2011 年 9 月 17 日开始，美国爆发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持续近两个月之久，最后被警方清场。这场运动的标志性口号“WE ARE THE 99%”非常清晰地传递出民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严重不满。
• 2014 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的《21 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洛阳纸贵。从这本书的名字就不难理解该书的宗旨：重温马克思当年的警告。皮凯蒂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发展”的观点，警告长期保持“资本收益率r > 经济增长率g”的历史危险性。该书可以说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理论升华。
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未能对历史潮流的变化保持警觉。而班农帮助特朗普精心策划的“葛底斯堡演讲”，漂亮地击中了选民的心理穴位，亿万富豪特朗普振臂一呼成为“中下阶层”的代言人，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黑天鹅。
2016 年特朗普意外当选令美国社会措手不及。社会各界急于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特朗普当选的第二天，一本名为《乡下人的悲歌》的书突然冲上美国亚马逊图书销售总榜第一名。
03
上帝的愚弄
特朗普虽然敏锐地嗅到了时代的气息，遗憾的是，他不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高手，相反，他是一个制造问题的“trouble maker”。特朗普擅长的是“煽动”而非“治病”。换言之，他只是利用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而已，但他的所作所为都并非时代所需要的答案。
出现这一局面并不奇怪。当今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刘鹤在《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极为深刻地指出一个历史的悲剧：
•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
•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20 世纪 30 年代，面对潜伏的社会危机，希特勒诉诸极端民族主义，进而宣扬种族主义，进而启动战争机器。希特勒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