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实验室，很多历史事件也经常被拿来佐证马尔萨斯的看法，比如黑死病。
中世纪末，在经历一轮人口上涨后，欧洲从1348年开始大规模爆发黑死病。100年时间里，英国人口从600万锐减到了200万，与此同时，100年内英国人均工资水平不断上涨，正好是之前最低点时的将近三倍。看上去就好像是把人口减少留存的剩余都分到了活着的人身上。与此同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在黑死病之后得到了持续提高。甚至有推论认为，人均资本的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在中国。根据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统计，处于农业文明时期的唐宋，城市化率都超过了20%，这也是人口压力比较小的时代。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安定和农业改良，明代中叶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了2亿人，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增长到大约4亿人，但这一时期城市化率显著下降，近代前已经降至不足7%。即使是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带，根据历史学家施坚雅测算，城市化率也只有7.8%，远远低于唐宋时期的水平。
不过这当中也有问题。对人口论的现实意义进行延展，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如果人口减少可以带来人均资本的增加，这意味着任何能够降低死亡率的东西，比如医疗条件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不断改善，甚至是秩序与和平，都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而相反，战争和疾病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的收入。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需要考察灭霸和马尔萨斯的几个基本假设。首先，他认为物质生产的条件和自然资源都是相对固定的，或者仅仅是直线增长的（比如开垦荒地），而且在农业社会，也的确如此。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断涌现出的发明创造也让资源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这样马尔萨斯陷阱就被打破了。所以也有人说，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同，马尔萨斯陷阱，实际上是它们生存的常态而已。
另外，灭霸和马尔萨斯都假设，人口总是呈指数级无限增长的，因为所有人都总是难以抑制生育的冲动。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传统社会，生育意志都会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当物质条件达不到要求的时候，人们不会无限制地增加人口，也不会无限制地降低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国家形态下，一部分生产剩余会以税收的形式被抽走，这样，在人口尚未突破社会总资源承载能力之前，人类社会会提前做出反应。
那么如何解释16世纪之后中西方城镇化水平的不同走向呢？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制度条件有关。黑死病不但摧毁了欧洲的城市，还严重打击了封建教会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人口大面积消亡让很多税收无法征收，自耕农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相反，在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农业社会背景下，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确保粮食生产和生活稳定，是封建统治者必须努力追求的目标，而抑制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体现，明清时期更是如此。
所以，灭霸的理论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如果他在200年以前入侵地球，也许我们可以原谅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如今作为人口经济学家，灭霸显然不够格。如果真的将它的理论付诸实践，这无疑是一场波尔布特式的大灾难。
关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刘慈欣在《三体》中也做了一番想象。在不远的未来，人们对于三体入侵充满绝望，就在纵情狂欢和浪费中自暴自弃，并最终导致了“大低谷时期”的来临。在经历了全球萧条和人口锐减之后，人类痛定思痛，开启了新一轮的人性解放，科技出现了巨大的飞跃，人们也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那时的人们提出了一句口号：“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这道理，灭霸应该不会懂吧。更多资讯，关注财经365股票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