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团队再谈《吉林报告》：不完美，但不必苛责
编者按
8月21日，林毅夫领衔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发布了《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称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吉林等东北老工业基地近些年经济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吉林报告》一经发布，即引起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9月1日，第一财经刊登《林毅夫团队称对争论“有些失望”：一些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一文，《吉林报告》主编、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付才辉认为，对破解东北困局这么大的问题，见仁见智是必然的，公布征求意见稿，目的是集思广益，以进一步完善。但对一些没看完报告全文就激烈反对，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来说则有些失望。
但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9月1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官方微信公号再次发文，分上下2篇对《吉林报告》引发全国讨论进行总结。上篇包括撰写《吉林报告》初衷、分析思路、诊断出的症结及其破解的方法；下篇包括《吉林报告》的主要评论及回复。
文章强调，《吉林报告》本身并不完美，对东北资源禀赋的分析未必都对，给出的产业发展建议也未必都正确。但不要忘记，《吉林报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完善。对这份报告，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必苛责。
两篇文章一共3万多字，本文节选部分刊登，个别词句有调整，主标题及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提交《吉林报告》的初衷，是经国家“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委托
作为全国首批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知成一体”的哲学观，破解东北困局是我们的责任，《吉林报告》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否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试金石。
事实上，目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吉林报告》只是我们最近公开的一项研究而已。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系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始于林毅夫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时。经国家“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委托，我们提交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南”的内部研究报告。
就地方层面而言，除了吉林省之外，我们也调查研究或正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包括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广东省中山市、河北省河间市、新疆和田、河南省漯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涵盖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西部、中部地区的省、市、县层面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有一种说法是：我国转型升级如果成功便迈入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便会陷入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看法绝非危言耸听，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除了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林毅夫及其团队也应邀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于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为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贝宁、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乌干达、吉布提、尼泊尔、巴基斯坦、波兰等国家提供政策咨询。
林毅夫领导下的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倡导“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认识论，提供政策咨询、参与政策实践，便是为了践行“知成一体”的哲学观，将所学贡献于祖国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的共同繁荣。
2，《吉林报告》旨在打破历史轮回的分析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迅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以宏观扭曲、计划配置、微观干预的“三位一体”计划体制，举全国之力，推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三省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也是这种体制烙印最深的地区。
大规模的中央政府的投资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居于全国的前列。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我国当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大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社会性负担，使东三省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这个分析逻辑早就见诸于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以及1997年所著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
与这些著作的论述一以贯之，林毅夫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振兴东北，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主张的改革便是：振兴东三省和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包括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性负担和承担冗员和养老的社会性负担，让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一方面消除国有企业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二方面，让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这样预算软约束和“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安排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经济才能蓬勃、可持续发展。
一语成谶！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主要基调还是强化原有的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而非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振兴政策。董香书和肖翔2017年7月在《管理世界》上发表关于东北振兴学术论文，他们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2003年发起的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该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
这个怪圈的宏观表象宛如历史轮回：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重工业赶超的投资拉动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仅次于三大直辖市，而改革开放之后问题暴露无遗、发展相对滞后；在第一轮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振兴政策的投资刺激之下，造就了媒体上报道的东北“黄金十年”，而今媒体又铺天盖地报道“东北塌陷”。数据反差非常刺眼：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经济年均增速比全国平均增速足足高出2个百分点；然而，2013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尤其是辽宁省出现了大幅下滑。
对于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赴辽宁回访调研组报告上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批示，深刻指出，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错位”， “产业错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和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如何打破历史轮回，有人士如此评论：“林毅夫的方案的最核心一条是抛开历史，轻装上阵，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塑造优势产业，大家看明白了吗？”
3，热议的缘起：关于现代轻纺的争论是误读
《吉林报告》目前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东北振兴的大讨论，让我们确实始料未及，不过也在预料之中。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人对各国发展经验毫无所知，居然没有看到报告就第一时间言辞激烈地抨击。
例如，孙建波只是在网上看到我们建议吉林应该发展纺织服装、消费电子、食品加工、医药健康等等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我们的建议会把吉林带到坑里，他所用的理由是吉林和北欧一样纬度高，半年天寒地冻，因此他认为吉林和北欧一样不能发展轻工业，并且说他怎么没有看到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在经济追赶的时候搞轻工业，那么，吉林为何要补轻工业的短板？抨击“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
我们在回复他的评论中指出，芬兰的诺基亚最早从事的是木材和造纸，后来转型为替荷兰的菲利普代工生产家电，转而生产自主品牌的电视，最后才发展电信设备和手机，瑞典、瑞士在早期的工业化时期也发展纺织、成衣、制鞋等轻工业，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半年天寒地冻没有发展轻工业，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更是在二战后先发展劳动密集的轻加工出口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才逐步升级到现在的资本密集先进产业。
孙建波主张吉林应该发展旅游健康产业，并以此作为课题组缺乏常识的证据，但是，这些产业也都包含在课题组提出的报告之中。他居然没有看报告就指责“明明说的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可是，说好的比较优势呢？林毅夫团队怎么没指出来？”
鉴于此，课题组做了简短澄清并公布了报告征求意见稿。在这种状况下，他在第二篇评论中又以吉林不是一个国家，如果吉林需补轻工业的短板，那么，西藏是不是也要补轻工业的短板作为反驳的依据。可是，西藏人口才300万，生活在祖国四分之一的国土上，并没有发展劳动密集轻工业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和有2700万人口、有发展轻工产业基础的吉林怎么可以类比？他以这些不符合常识的理由一而再抨击，不知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根本不顾事实？
事实上，《吉林报告》中交待得清清楚楚，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根据2016年最新的数据，纺织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47.36亿元，增长16.1%，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包括吉林辽源袜业产业集群（棉袜产量近30亿双），吉林延边服装业集群（服装产量近2亿件）等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38.97亿，增长8%；医药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572.15亿元，增长11.8%；食品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1021.49亿，增长7.7%。这些轻纺产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能源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22.08亿元，而食品工业在吉林也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产业。在东北经济下降非常严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轻工业分别增长7.8%、6.7%、9.2%；重工业分别增长6.0%、-0.2%、4.9%；轻工业的增速比重工业依次高出1.8、6.9、4.3个百分点。长期趋势来看，吉林省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
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轻工业短板的快速提升，吉林省才在东三省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势头表现相对最好。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些事实面前，首先，不能说吉林省由于自然原因不能搞轻工业；其次，不能说“吉林省在进一步发展原来有优势的产业之外还应该发展轻工业以补短”就首先发难认为林毅夫要把吉林带到坑里。这样歪曲事实的做法，从如何破解东北困局这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而言则只能说令人失望！
正如8月29日盘和林博士在《中国财经》上撰文批评这些极端观点所认为的：“发展轻工业是‘把吉林推进火坑’，林的药方‘完全不可理喻’。这言过其实。实际上，林毅夫的‘药方’中还有‘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这些“主药方”，这些都是基于吉林现有主导产业升级的战略性举措。如果只看到‘轻纺’二字，显然是犯了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错误。”当然，像吉林省体量这么大的省级区域，“只顾其一，不及其二”就会犯这种错误。
也有很多评论值得深入思考并分析背后的根本原因。
（一）轻工业是否太低端？事实上，现代轻工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产业间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传统纺织业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消费电子就有很长的地带，产业内从低廉的组装代工到高端的品牌设计也是很长的价值链条。
（二）东北历史上轻纺行业曾经为何发达，为何衰落，而今为何又日渐复兴？9月4日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原主任张国宝先生在演讲中发问：“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都垮了，为什么？营口在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当时友谊牌洗衣机是第一大品牌，还有沈努西冰箱，现在与南方的家电厂相比，早已名落孙山了。为什么？是东北这块土地不适合轻纺、家电工业发展吗？”
（三）为何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增长势头远超重化工业呢？这些重要的问题，见仁见智。张国宝先生认为：“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我们则认为，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的轻工业的缓慢兴起，是市场自发的选择结果，其中道没落的根源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厚此薄彼的结果。如果当年不是采取错误的赶超战略，而是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给予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必要的因势利导，东北轻工业的发展轨迹不会是“兴盛—抑制—兴起”这样一波三折，而会是像改革开放至今沿海地区经历的“兴起—鼎盛—消退”这种正常的产业生命周期。
4，热议的深化：新结构经济学VS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为什么《吉林报告》引起大讨论又在预料之中呢？正如8月30日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国际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赵刚博士在讨论《吉林报告》时讲到的：“长期以来，大家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就是东北适合发展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而不适合发展轻纺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这次你们的报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为然。”
《第一财经日报》与《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日的报道也称，在东北经济发展局势严峻以及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之际，《吉林报告》颠覆性地触及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与理念，与过去国家振兴东北战略与改革思路有所不同，引发大讨论在所难免。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的确，那些参与这场争鸣的人，甚至发动这场争鸣的人，就讨论的问题看，给我的印象是真的没有认真看过‘吉林报告’全文，选择与自身既有观念相冲突的内容，进行质疑。换言之，真正引发此次学术争鸣的诱因，并非‘吉林报告’，而是学术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次大辩论，‘吉林报告’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新结构经济学是‘吉林报告’引发争议的关键点。在此意义上，对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的否定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是对隐藏在这一政策建议背后的理论的否定。争鸣的实质是经济学理论范式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一次大碰撞，因为新结构经济学依然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相距甚远，存在理论根源上的冲突与紧张。”
9月7日《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说产业政策之争还只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争夺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吉林报告》则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实践上证明产业政策的正确性。对于国内被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众多经济学家而言，这完全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激愤而责之，群起而攻之，自然难免。因而《吉林报告》所引发的争议也要甚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吉林报告》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发展五大产业集群是不可行的，东北经济破局必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从‘体制’上找原因，并且变革‘体制’。最极端，也最为荒谬的观点是，‘东北只有华山一条道，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给老百姓，最好把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事业单位也私有化，并且大幅减公务员、减税，彻底放松管制。’ ……这种‘一私就灵、一放就成’的观点不止陈旧，而且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当年俄罗斯和拉美国家的全面私有化带来了什么？经济下滑，民生艰辛。当年意气风发‘芝加哥男孩’不过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熊孩子。”
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质疑《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将其歪曲为“政府主导”并扣上“计划经济”的帽子。他们明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主张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帮助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家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反对需要政府扭曲市场、提供保护补贴来扶持违反比较优势的目标产业的做法。
遗憾的是，一些学界人士依然将“有为政府”曲解为“乱为政府”，甚至污蔑新结构经济学是主张计划经济！一些评论者对此也存在误解，新结构经济学采取的是不同于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不改革。《财新周刊》第35期社评也指出：“批评者认为，《吉林报告》零星提及‘商业环境’‘市场竞争’，可惜淹没在鸿篇巨制之中。其实，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无为而治’。以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体制变革，是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路径，二者并非截然对立。”
事实上，《吉林报告》正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梳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并聚焦五大产业集群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并非只是零星提及。
5，《吉林报告》之争：共识在旧观念与新思维中碰撞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总结到：“知识界关于理论的争鸣，在讲究人情、面子的中国，非常罕见。纵观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大鸣大放大争论，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政治学中，都屈指可数。大家都在圈子里给彼此面子，混自己日子。其实，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真问题的凝练，真知识的形成。当知识分子都有面子的时候，知识却丢掉了里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此次关于‘吉林报告’的争鸣，是知识分子的不幸，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幸…．．．理论上的争鸣，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慢慢悠悠地进行，然而，实践却是时不我待，需要只争朝夕。对于陷入增长与发展困境的吉林，甚至东北来说，更是如此。故，我们需要暂时悬置理论上的分歧，回归到吉林甚至东北现实问题上来……如果仔细研读报告的话，可以发现，争鸣双方的分歧，要远远少于共识。无论是谁，都认识到了吉林，乃至东北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同样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如，‘吉林报告’同样主张，要‘遵循比较优势’。我们知道，‘比较优势’，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理念。如，‘吉林报告’主张，针对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和省外投资；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要素供给，破局体制机制上的制约；……纵观之，其实异议者提出的很多主张，在‘吉林报告’里面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要摒弃偏见，坚持理性，争鸣还是有大量的交集，双方存在范围广阔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抛去那些基于个人理念而非现实世界的极端观点，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便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同时硬，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6，《吉林报告》不完美
9月7日《经济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这样评价报告：“《吉林报告》充分体现出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之用。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者，除了用乏味的术语堆砌无用而苍白的怨言，对于经济发展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也没有足以利用的工具来分析问题。林毅夫的团队至少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和’五类产业因势利导’方法，找出了吉林要发展的产业。而那些批评者呢？除了吵架和旧调重提，似乎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议。《吉林报告》本身并不完美，对东北资源禀赋的分析未必都对，给出的产业发展建议也未必都正确。但不要忘记，《吉林报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完善。对这份报告，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必苛责。至少，《吉林报告》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政策建议值得肯定的地方颇多，要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学’积极得多、实用得多、高明得多。”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也给予了批评：“文本的语言表达，是有问题的。作为堂堂北京大学、国字号智库，包括语言冗长、拖沓、累赘，甚至不客气地说，连基本的语法要求都没有达到。能用短句，就不要用长句，是行文，甚至决策咨询的基本常识，因为长句不仅增加阅读难度，而且容易引起歧义。”另外，张可云教授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了报告的诸多笔误，很多热心的读者也发来信息指出报告的笔误和改进建议。
对这些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衷心表示感谢，并将在定稿中吸纳，以进一步完善《吉林报告》。同时，本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唯成乃真知”的哲学观，课题组也将在提交报告以后，时时跟踪吉林的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给吉林省及各地政府适时提出新的建议，一方面从实践中来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