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印发《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明确“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尽管这只是针对“量刑规范改革试点”的“要求”，范围仅限于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而《指导意见》也并非具有“准立法”功能的“司法解释”，但这段不长的表述，仍多被外界解读为，“醉驾一律入刑”有望松动。
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意见”构成了对《刑法修正案（八）》相关条款的实质性“冲击”。在2011年5月1日的刑法修订中，“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追究刑责，但与“追逐竞驶”不同的是，法律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简而言之，只要“醉驾”就要“入刑”。 至于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固然是审判中的酌定情节，却不是“免罪”“免罚”的理由。
这种颇具“刚性”的立法表述，乃为应对日趋严重的醉驾现象“而生”。客观来说，也正是得益于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严厉不阿，“醉驾入刑”提高了违法成本，全国范围内的醉驾现象得到了有力遏制。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计，醉驾入刑1年后，查处的酒驾、醉驾数量大幅下降，全国平均降幅超过4成。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较同期更下降了50%、70%以上，震慑和教育效果明显。
审视“指导意见”，虽与刑法第13条“但书”精神一脉相承，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对于何为“情节显著轻微”，何为“危害不大”，并没有明确的“标尺”。由此，令人忧心的是，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内部”扩大，既可能让“醉驾挪动车位”等行为“罪责刑相一致”，更可能为选择性执法、借机“脱罪”洞开方便之门，带来“开倒车”之虞。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但司法者毕竟不是立法者。“规范醉驾量刑”，应依法试点、谨慎推进，在立法、司法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最佳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