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黑马奔腾，冷门频出，长期被中国股民霸占的天台，惊喜地发现爬上来了一群中国球迷。
作为全球第一个备战2018年世界杯的国家，我们顺利地把除国家队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没法给自家队伍呐喊助威的中国球迷，在喝酒撸串之余，都免不了买上两三注，小赌怡情一把。据说，本届世界杯有超过2000亿美金流入博彩市场，而每100个下注者中，有27个是中国人。
对于这种闲来玩两把的场子，中国人似乎总嫌不够多。每四年踢一次的世界杯，顶多也就几百万人在里面小赌怡情；每周开盘五天的股市，则有几千万人炒得流连忘返；而365天都能搓的麻将，更是有上亿人无论日夜寒暑玩的乐此不疲。无怪乎胡适目睹国民疯狂搓麻，在1930年撰写《麻将》一文批判道：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夜的吗？
胡适虽然对麻将口诛笔伐，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资深雀友，他的乡下太太江东秀更是麻将高手，几乎每日都聚集起一帮太太小姐，从上海搓到北京，从北京搓到台北，一度靠赌资贴补家用。胡适本人牌技比老婆差许多，牌桌上却尽是鸿儒大家，如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人。
徐志摩的牌技要远胜于胡适，打起麻将来行云流水，来去如飞，经常杀的胡适片甲不留。不仅如此，他还在牌桌上总结出一套男女关系理论：“男女之间最规矩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因此对交际花老婆陆小曼，徐志摩提出了别出心裁的要求：跟别的男人一起抽大烟可以，打麻将绝对不行。
不过胡适和徐志摩任教的北大，如果要组一个麻将代表团，是万万搓不赢隔壁清华的。
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打起麻将比北大校长胡适生猛许多。他日记里常出现“饭后看竹”等字样，其实就是饭后打麻将。梅校长毕生清廉节俭，但在麻将桌前却豪迈随性，在1956-57年筹建新竹清华期间，他忙里偷闲打了85场麻将，每周都要上阵，其中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共输掉1650元，而当年台北的一碗阳春面也才不过卖一元钱。
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在雀友届也不遑多让。1919年，梁启超参加完巴黎和会之后回国，朋友过来请他演讲世界局势和列强动态，梁启超却表示：“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大惑不解，梁启超解释道，所谓四人功课就是搓麻，众皆愕然。
而梁启超在清华做国学导师时，有一句名言更是满校皆知：“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此处的打牌指的就是打麻将）。”据说梁启超很多惊世雄文，都是在麻将桌上口述而就。相比之下，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给自己定下的“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的戒律，则显得拘谨许多。
大师济济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更是雀友届重镇，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浦江清等大教授，皆是麻将的拥趸。即使在西南联大艰苦岁月里，中文系的一众教授们，也经常趁着春节中秋的难得闲暇，去闻一多教授家搓上八圈十二圈。国难期间，研习“国粹”也是救国。
国粹并非小布尔乔亚式知识分子们的独爱，无产阶级革命者也时常拿来消遣。主席曾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红楼梦，三就是麻将。在延安时，他就经常跟叶剑英及他的政治秘书师哲等人一起打麻将[4]。而总设计师在1989年退休后，也经常安排在周三周六周日打桥牌，周二周四周五搓麻将[5]。
甚至连欧美日等国，也被中国麻将席卷。早在1920年代，136张麻将牌，就披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越过《排华法案》的封锁攻占了美国全境。1923年，大约有1500万美国人在玩麻将，中国留学生甚至可以靠教麻将混饭吃，全美麻将年销量高达150万副，来自中国原装进口的骨牌更是被抢购一空。
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迈阿密，1924年
不过欧美的麻将热潮，一阵风刮过后就逐渐消停，唯有中国，从清末民初麻将诞生以来，国民的搓麻热情就一直高涨如虹。从巴蜀到中原，从关外到江南，投机欲向来满格的中国人民，在麻将桌上谋略攻伐，算计角力，甚至连地震、水灾、冰雪、台风都阻挡不住全国人民大战四方的热情。
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郑州，2014年
因此，假如胡适穿越到现代中国，看到十亿人民九亿麻，诘问中国人为何在四方阵里浪费如此多的光阴时，一定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十字箴言：
麻将恒久远，幺鸡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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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学教授们在麻将桌前玩“推摸碰和”的小赌，上海的流氓赌棍们，正在忙着运作财源滚滚的大赌。
赌博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巅峰，就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在封建社会全面解体，外来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社会道德没有了以前的约束，赌博狂潮愈演愈烈，而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就是赌博滋孽的集中地，这里中西赌场鳞次栉比，土洋赌法琳琅满目，光是传统的赌法，就有：
麻将、牌九、纸牌、花会、铺票、山票、番摊、白鸽、牛栏、顶牛、十位、天九、打鸡、赶羊、三军、侯王、柑票、肉票、啤票、诗韵、通宝、斗鸡、斗狗、斗雀、升官图、状元筹、十点半、十三张、十五糊等。
除此之外，西方的跑马、赛狗、轮盘赌、老虎机等新式赌具，也源源不断涌入上海。帮会流氓，洋行富商，官僚权贵，都在上海滩经营着各类赌窟会馆，数量多达1500家。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上海滩“三大亨”的场子，他们开设的福煦路181号赌场，就是当年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赌场。
福煦路181号赌场占地60余亩，主要建筑是一幢3层面积巨大的花园洋房，前门是法租界，后门是公共租界。1927年四一二清党后，帮会势力变成上海滩实质性的统治者，势力最大的青帮乘机开办了这家大赌场，张啸林为董事长，黄金荣、杜月笙等为董事，1931年正式开赌，一时车水马龙，赌客云集。
赌场一楼是富丽堂皇的大堂，设有大型轮盘赌台8张，每张赌台光服务人员就有12名；二楼分隔出大小赌室数十间，每间玩法都不同；三楼是休息娱乐会所，备有美酒佳肴，雪茄鸦片，曼妙女郎，一律免费，光鸦片烟泡，每日都要吸掉1500个以上，赌场更是有“四白”原则：白吃、白饮、白吸、白坐，俨然是用免费引流，用骰子变现。
人性被研究到了极致，不怕你不来。军政要员，土豪富绅，名流阔太，对181号趋之若鹜，而上海滩首富盛宣怀家的公子小姐，更是每日必到，每到必赌，每赌必输。
盛家的庞大家业迅速败光，就是拜赌博所赐。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曾经一把牌把北京路黄河路弄堂里的一百多幢房子，整个儿输给了“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筱嘉。而另外一位公子张学良，也是赌场常客，不过他首次光顾181号，却是1933年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入住，期间被捆在床上一个月，强制戒掉毒瘾，过程惨烈无比。
在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的默许下，赌场日进斗金。租界当局一直依靠赌税，维持修路建桥、建筑维护、巡逻治安等市政开销，一个法租界巡捕房，每个月就能从辖区内赌场抽成5000大洋。相比之下，全球著名的赌城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1930年赌博收入525万美元，仅是上海同期赌博营业总额的28%。
在上海以外更广阔的中国，赌博泛滥的程度触目惊心。中国历朝历代都对底层的赌博行为严加管束，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但鸦片战争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驰赌博之禁，开征赌捐”，将赌税变成筹措赔款的重要方式，加上法制松弛，伦理渐丧，赌博在华夏大地上呈燎原之势，全国仅所谓彩票公司，就多达200多家。
1900年1月，到任两广总督不到10天的李鸿章，就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用来筹集政府经费。先是规定“闱姓”承包公司每年交赌饷200万两，又以筹集海防经费的名义，规定“番摊”承包公司也要每年交赌饷200万两（闱姓和番摊均为晚清赌博玩法），后来山票、铺票、白鸽票等项目也被政府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承包了出去。
200万两是什么概念呢，老佛爷以海防捐的名义，筹钱修颐和园，被后人骂了一百多年，总共不过200多万两。在赌禁放开的广东，这不过是一个赌博项目一年上交的承包费而已，可见中国人底层百姓好赌到了何种程度。很快，各省纷纷效仿改革弄潮儿广东省的经验，以“奉旨开赌”为名目，逐渐将赌博公开化和合法化。
到了民国时期，虽然中央政府力倡禁赌，但各省根本不想管，甚至亲自下场，借着救济、国防、惠民等名义开设所谓“彩票公司”，拿到承包权的权贵们大肆敛财，甚至连妓院行业协会也发行彩票，中头彩者可以娶当红头牌为妻。高峰时，武汉一条街上就能有四家彩票公司，密度仅次于很多年后的房产中介连锁。
晚清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朝廷亲自下海开盘口，老百姓肯定蜂拥而至，拦都拦不住，这种宝贵经验，还能管用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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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冬天，平津和淮海的硝烟正浓，无论是喜欢麻将怡情的教授们，还是经营赌场发财的流氓们，都发现自己必须要面对一场历史大赌。
12月15日，北大建校五十周年庆，此时北平城已被林彪的部队围的水泄不通。在校庆纪念会上，校长胡适发表讲话，此时城外响起激烈的炮声，胡适面色不改，将简短的发言作完，便匆匆赶赴南苑机场，与陈寅恪等一同飞往南京。目睹此番场景的季羡林，做了几句诗：“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其实挽留和争取胡适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例如他的得意门生吴晗，曾经数次登门拜访，恳求胡适留下；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是胡适的同乡和密友，受地下党所托多次挽留胡适；而胡适夫妇的小儿子胡思杜，也不肯跟父亲上飞机，胡适只能给他留下一箱财物，父子从此诀别。
15日傍晚六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两天后，肖劲光的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攻占了南苑机场，傅作义的部队在东单紧急修了一条南北方向跑道，21日清晨，载有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飞机，从这条狭窄松软的临时跑道上起飞，驶往南京。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胡适撤离北平后，恳请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飞机，点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几位老朋友。飞机穿过炮火连天的半个中国返回南京，在机场恭候的胡适满怀希望地要同老友会面，然而机舱门打开后，几乎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6]。
12月28号，南京派来接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架飞机驶离北平。挥别故土的，拒绝离去的，都已经完成了对各自命运的押注，买定离手，等待他们的是时间的答案。
南方上海滩的大亨们，抉择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杜月笙决意奔赴香港，而与他合开181号赌场的黄金荣，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选择留在上海。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宝树云号客轮，顺着黄浦江，驶出吴淞口，26天之后，陈毅的三野九兵团攻入上海市区，夜间睡满了南京路。
《罗曼蒂克消亡史》结尾，削瘦的陆先生离开上海，在香港海关入境处，缓缓地摘下了自己的毡帽：一个时代在他背后消亡。
胡适于1962年在台湾去世，他死前并不知道儿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杀，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们的命运：在胡适梅贻琦离开后，以副军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北大的吴晗，生命于1969年10月终结，死前头发被拔光，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随他西去。
在吴晗去世的同一个月，曾经与胡适一起离京的陈寅恪先生（后来选择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在遭尽折磨后溘然长逝，临终遗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而拒绝登上南下飞机的学生兼同事饶毓泰先生（北大物理系主任，杨振宁、李政道老师的老师），则在1968年悬梁了断余生。
同样婉拒胡适邀请，坚决不飞南京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这位与王国维齐名的国宝级史学家，在1949年5月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指责胡适“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规劝他“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1966年后，陈垣虽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在周总理的保护下得以善终。
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位院士中，59位选择留陆，13位选择赴美，9位选择赴台，他们的结局往往迥异。
麻将牌技很差的胡适，在这次以命运做赌注的选择中，并没有多少犹豫。1918年，他在北大图书馆遇到一位湘潭口音的湖南青年；1920年，他与其他三位教授，为北大同事、也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登报募捐葬礼费用；1948年，他在周围一片挽留声中，毫不回头地登上了那架南下的飞机。
时代大潮面前，能独善其身的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无论是鸿儒大家还是贩夫走卒，命运都如风吹飘絮，雨打浮萍。
这种对命运浮沉的无力感，又恰巧能够回答类似胡适在1930年《麻将》一文中里的这类疑问：为何中国人荒时废日地热衷麻将？为何表面中庸的中国人骨子却好赌成性？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歌舞升平的昌隆盛世，还是江山飘摇的混乱年代，中国人都很难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内有礼教约束，外有君王威严，朝堂的一纸敕令，牺牲掉就是百万、千万甚至一整代人。这种命运不由己的恐慌，无处释放时便是焦虑，有处释放时便是赌性。
在麻将桌前，中国人往往能体会到别样的感觉：随心所欲的解脱，把握命运的自由，较智伐谋的过程，大杀三方的快感。被儒家法家压抑的个性，在牌桌前可以汪洋恣肆。现实中恐怕只有万万人之上的那位才能享此待遇，难怪李敖总结道：“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1]”
但这种虚假的快感，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全天下的赌博都是十赌九输，轻者伤财销金，重者倾家荡产。1949年后，大陆以高强度的经济和社会管控手段，将民间的赌博沉珂尽数铲除，甚至连麻将都销声匿迹。改开后虽然娱乐消遣被重新解禁，但对赌博的查禁却从未放松。
这并没有阻挡住好赌的中国人，善于取巧的他们，把一切可以下注的地方，都改造成了能发财的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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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位于福煦路181号的大赌场早改头换面，门口的这条以协约国元帅命名的马路，被这座城市的新主人改成了充满革命色彩的延安中路，而这座曾经可以白吃白喝白吸的花园洋楼，也变成一家人均消费五百的本帮菜馆，茶水收费，停车要钱。
沿着门口车流如梭的延安中路向东驶去，不久便可抵达黄浦江畔，在对岸陆家嘴恢宏的建筑群中，一栋外面是银白色的钢筋骨架、中间却是四方镂空的大厦依稀可辨。有人说这栋建筑像凯旋门，但更多人觉得它像一枚被网兜套住的方形铜钱，这便是上海证券交易所。
旧场子关了，新场子出门右转6公里，公交半小时，驾车一刻钟。
大陆在1949-1978年期间，大赌小赌都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但那种“命不由己”的恐慌，却并没有削减丝毫半分，反而在建国后一场场的运动中，进一步浸透中国人的灵魂与骨血之中。工农业剪刀差下的农民，十年浩劫里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里的知青，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他们感触最深。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骨子里的赌性，一旦宣泄，便是喷涌的火山。精明的友邻嗅到了这股澎湃的赌欲，朝鲜的罗先市、缅甸的迈扎央，韩国的济州岛，俄罗斯的阿穆尔，围着中国开了一溜儿赌场，甚至有媒体戏称“赌场围剿中国”。而近水楼台的澳门，2017年的博彩收入已经接近拉斯维加斯的5倍（332亿美元 vs. 71亿美元）。
但是出境毕竟繁琐，寻找到市井平民也能参与的玩法，才是群众们的当务之急。早在民国时代，流氓赌棍们在设计一种新式赌博方法时，就总结出一套经验，即就是好的赌法，通常必须具备四个特点：
一是赌注门槛不高，普通人也能上车，能够借钱加杠杆更好；二是玩法简单易懂，但又透着专业性，好让赌徒觉得通过钻研，就可以战胜庄家和其他赌客；三是要有造富效应，派彩的赔数高，让穷人有一夕致富的希望；四是表面上要非常公平，赌客输了只怪自己运气不好或技不如人，下次照来不误。
用这套方法论来设计赌场，在当前已经是不可能了，但聪明的中国人民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满足这四个特点的场子，都变成了赌场。
在股市，他们把用来给实体企业融资的交易所，变成了全球散户最多、换手率最高、韭菜最茂盛的沃土；在楼市，他们跟央行对赌货币政策，在一轮轮调控中把战火从北上广烧到全国；在币圈，他们创造了全球90%的交易量，各种山寨币空气币传销币数不胜数。
围观的群众，不会诘难这些发财或失意的赌徒，只会问：下次能否带上我？
中国人这些年笃信的一句话，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命”既然无法自己掌控，那就得靠“运”让自己翻身看，至于积德和读书这两个选项，只能暂时靠边站。当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时，孤注一掷试一试运气，就成了全民的精神寄托。
王首富曾说过：富贵险中求，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这些年咸鱼翻身的所有姿势，都在这句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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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来自湖南农村的证券经纪人彭云，因为炒股亏损欠债40万，选择在深圳的一间出租屋里烧炭自杀，年仅29岁；一个月后，一位身价比彭云高不知道多少倍的中年人，在风景秀丽的法国，面对一堵矮墙没收住脚，“意外跌落，重伤身亡”。
十赌九输，古人诚不我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赌输了都得一键清零。
笔者以前曾写过一句话：“赌国运成功的人，有曾被亏待过吗？”但这句话没有谈到的，是那些赌国运不成功的人。对那些首富大鳄们来说，眼前那堵矮矮的墙，似乎可以赌一把轻易地跳上去，来欣赏到别人见识不到的美景，但如果没控制好力度和姿势，迎接他们的就是墙那头的万丈深渊。
而对于整日焦虑的中产来说，他们炒股炒房炒p2p，看起来是赌博，本质上却是绝望。他们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那辆时代的列车已经拉响汽笛，车轮开始缓缓滚动，自己却连一个站票都没买到，如果不疯狂抓住一切机会奋力一跃，又能如何？
1992年8月，120万人拿着370万张身份证涌入深圳，疯抢新股认购证；1993年2月，疯狂的炒家涌入海南炒房炒地，600多万人口的海南省一度有2万家地产公司；2007年8月，追赶牛市的人群在券商营业部前排起了长队，而在几年之后，他们又把队伍转移到了售楼处和民政局前。
这一幕幕的疯狂和绝望，拼出了国人赌性所滋养出的全部图景：底层赌命，中产赌财，富豪赌国。中国投机史里所有的崛起与毁灭，都在这十二个字中出没。
参考资料： [1].《中华大赌特赌史》，李敖，1979年 [2].《中国近代赌博史》，戈春源，2005年 [3].《上海赌博与禁赌》，刘光明，2012年 [4]. 毛泽东爱打麻将，人民网，2014年 [5]. 邓小平打桥牌趣事多，人民网，2017年 [6].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