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个问题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广大居民得到的份额确实差距很小，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到了21世纪，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较大。从基尼系数看，有些研究机构的基尼系数还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提出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数是0.61；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报告提出，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73左右。当然，这都是非官方数据。尽管不同报告有差异，判断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则是社会各界比较一致的共识。当然，图1也显示，2008—2009年基尼系数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趋势。但迄今还是不低于0.46的水平，仍处于较高的位置上。
怎样看待这种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况呢？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分配份额。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数很低的原因是由于采取了用行政体系、票证制度来配置资源，其结果是“均等化程度”确实很高，但这绝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维持供应的不得已做法。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1950—197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上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大，显然仅仅观察第一个问题还不行。
笔者在1990年代曾经作过一次大规模城市居民入户抽样调查，研究家庭经济史。结果发现，1950—1994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最低的一段时期是文·革十年。所以，仅仅追求很低的基尼系数不是我们的目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愿意过当年那种普遍贫穷、商品短缺的日子。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确实处于高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上文也分析指出，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市场是怎样配置资源的呢？中共中央的文件表述是“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也就是说，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各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尽管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普通工人、农民劳动获得的报酬还是很低的。相比之下，资本的获益具有明显的“雪球效应”（越滚越大）。再有就是经济的高垄断造成了少数垄断者获利极大，而多数劳动者利益受损。
中国是超巨型人口社会，有14亿人口、有4.9416亿家庭户，要想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就必须更多地保护中小经营者、小微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并严格约束垄断者对经济资源的控制。
总之，造成中国当前较高基尼系数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在初次分配中，市场竞争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一些。近来，操作型技术人才短缺，这样一些高技能的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上升了，甚至超过了坐办公室的白领工作，这也是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扩大培养高技术工匠型人才的原因。社会的再分配是由税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完成的。此次十四五规划就特别强调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此外，社会还有第三次分配，也就是全民都参与的慈善、扶贫、帮助他人的事业。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确实需要全民的参与。
党和国家政策的调节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全体人民树立起这样的理想信念和目标，那么共同富裕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在21世纪，如何使得全体人民树立起这样的理想信念和目标，其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
关于社会流动与阶层固化的问题
关于社会流动、阶层固化，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特别是每当高考前后，社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就是高考是否还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出现了阶层固化，并认为富二代、官二代等现象就是阶层固化的体现。
那么，社会学是怎样测量社会流动和测量阶层是否固化的呢？社会学是通过称之为“代际流动”来测量。就是通过大样本的家庭户抽样调查，记录城乡不同类型的家庭中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的社会地位（包括职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地位等），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得知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各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当然，这种社会地位变化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将上升和下降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流动的比率。比率高、流动率高说明代际之间的关系没有固化，反之，比例很低则说明阶层固化。
根据这样的测量方法，试分析一下中国的代际流动率到底如何？陆学艺及其课题组2004年发表的成果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代际流动率明显上升，改革开放以前是41.4%，改革开放以后是54.0%，而且是上升流动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前上升流动是32.4%，改革开放以后上升流动为40.9%。这意味着，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改革开放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上升机会。
再者，对于现有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分析，发现他们的父母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总共占比15.4%。也就是说，其余84.6%的现有管理者是来自其他各阶层的家庭：9.2%来自专业技术人员家庭，9.2%来自办事员家庭，3.1%来自小业主家庭，16.9%来自工人家庭，46.2%来自农民家庭。易言之，从全国社会调查数据上看，并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观点。
当然，该研究也解释了，虽然在现有的管理者中，来自农民家庭的比例很高，但是由于农民在整个人口中占比很高，超过总人口的60%，而管理者在全中国人口中占比很低，故从概率上看，管理者家庭出身的人进入管理者职位的概率还是要明显高于农民家庭出身者的概率。
下面，笔者采用两个数据：一个是1990年代中期笔者组织的全国城乡等比率等概率抽样入户调查数据，图2中显示为1990年代；另一个是采用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的CGSS数据，图2中显示为21世纪。
在图2中，纵坐标显示的是代际流动率，横坐标显示的是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从1934年以前出生的，直到1975—1979年出生的、1980—1989年出生的。比较的变量是这些被调查者与他们父辈相比，职业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总体代际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种总体流动率表现出的特征是：越是年轻的一代人，流动率还是逐年攀升的。用1980—1989年出生、1975—1979年出生者与前几组出生的人比较，代际流动率明显上升。所以，从全国的调查数据上并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说法。
当然，笔者也同意上述陆学艺等学者的分析，由于农民、农民工的人口基数巨大，而高层管理者、高层技术专家的人群很小，所以从概率上看，后者的子女进入管理阶层的概率比前者还是要高一些。
问题是怎样解释当前遇到的矛盾现象呢？即一方面，如数据显示，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实际的代际流动率还是上升的；另一方面，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社会阶层固化。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突出的矛盾呢？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代际流动率较高比较好理解，因为中国仍处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产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乡发生巨变，人口最为巨大的群体——农民、农民工及其子女发生职业地位变迁，所以计算总体代际流动率时当然会较高。
那么，社会上流行的阶层固化的观点，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不能否认，这确实源于一些具体的案例观察。比如，在一些基层村庄、乡镇、县的管理部门，有明显的裙带关系现象，这是老百姓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当然，我们确实也可以发现另一些不同类型的案例，即一些父辈职业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地位的上升。另外，地位很高的名人、富人、明星等，他们的媒体影响力巨大，引起亿万人的关注，其子女占据高地位就更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的观念。
所以，仅用案例来解释，肯定不具有代表性，社会学还是强调采用严格的全国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获得数据，计算出能够代表全国人口的结论。这也体现了社会科学实证调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那么，中国的代际流动率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上面图2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的代际流动率在国际上也属于比较高的。1990年代时，中国的代际流动率与美国近似，都是0.4多一些，而21世纪中国总体代际流动率为0.55以上，这显然是高于美国的。美国的流动率在国际上算是中等的，代际流动率最高的是北欧一些国家，如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这些国家的代际流动率高，是因为它们都属于高福利国家，社会上的阶级、阶层现象已经极为弱化了。
国际上代际流动率低的国家，或也可以称之为阶层固化的国家，多是阶级现象比较突出的，如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譬如，印度代际流动率就比较低，这与其阶级阶层现象比较突出有关。印度虽然在法律上早已废止了种姓制度，但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种姓与阶级阶层还是有关联的，所以阶层固化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
总之，在21世纪，中国的总体代际流动率还是比较高的。代际流动率高是好事情，因为高流动率意味着社会具有活力，意味着让更多的人具有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地位上升的机会。当然，随着城市化、产业化的逐步完成，未来造成较高流动率的有利条件就逐步失去了。
所以，要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率，还需要作出更多的体制优化和体制改革。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所以，在21世纪里，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多种体制机制障碍，保持较高流动率的任务还是极为艰巨的。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问题
所谓新的社会阶层，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社会整体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新产生了一些社会阶层。当然，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各个阶层几乎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上文也提到，很多新生的职业群体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类产业和市场的主体，这些都是新阶层。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新的社会阶层是有特定含义的，其所体现的理论含义是：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在新的社会局势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团结更多的社会力量。2020年新修订和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
由于新的社会阶层所涵盖的群体较多，囿于篇幅，笔者在此主要谈一下民营企业管理者问题，这也涉及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阶层理论上遇到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对于民营企业管理者或民营企业家的评价，我们有过重大的理论革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我们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虽然在宪法中提出，“资本家所有制”是四种合法的所有制形式之一，但在1950年代中期均被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资本家阶级也在后来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以后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在改革初期，鼓励那些老的经营者重操旧业。这一点，体现了中国与苏联的巨大不同。在中国，民营企业的中断，从1956年至改革开放以前，也就大约20来年，所以老一代企业经营者仍大有人在，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发挥了很多创业和承续的作用。而在苏联，老的经营者阶层连同经营的文化都已经完全消失多年了，这也是后来中国经济发展与俄罗斯经济发展局面大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21世纪里，中国民营经济有了更为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中国民营企业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9586.4万户，这些企业和经营主体吸纳了超过80%的城镇就业者，是中国企业数量的90%以上，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发展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理论上阐释清楚了，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提出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理论。目前，中共中央文件使用的是“民营”企业的说法，过去曾常常使用私营企业的说法，甚至使用资本家的说法，这种称谓上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理论含义。
对此，理论界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就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普照的光”。在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的是为国民经济服务、为民生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故今后绝不应该再用具有负面意义的称谓去称呼他们。
这也涉及如何看待企业家的问题。在任何现代国家，企业家都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创新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概念，英文为entrepreneur，其原意有创业者、风险承担者的含义。我们知道，企业家是需要承担巨大财务分析、经营风险的。
所以，在21世纪，能否完成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一时一刻也缺少不了企业家重大功能的发挥。一大批爱国的、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创业风险、敢于不断创新的企业家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更多股票资讯，关注财经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