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统计显示，截至7月31日，内地的公募基金公司今年以来总共发布了104桩高管变更公告，刚刚过去的7月，公募总共发布了24桩这类公告，涉及16家基金公司，其中涉及的高管包括了总经理、董事长、督察长等要职。
这其中一则总经理的变更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7月4日，总部位于上海的天治基金发布了高管的变动公告，指出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免去常永涛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同时由公司的董事长吕文龙代为履行总经理的职务；7月21日，天治基金再发公告表示，徐克磊将出任公司的新任总经理，董事长吕文龙将不再兼任总经理。
天治排名退居百名之外
两则有关总经理的任免公告仅相差不到20天，董事长吕文龙仅仅代为行使了两周的总经理权限又匆匆“让位”，这让局外人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统计表明，天治基金成立于2003年的5月27日，属于国内成立时间较早的基金公司，公司目前旗下的基金数量为11只，旗下的基金资产规模约为18.50亿元，这一数值也创下了2014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纪录。
具体说来，从基金公司的规模和排名来看，天治基金在2015年第二季度时曾经突破百亿规模，当时基金的资产规模约为115.5亿；然而此后基金公司的规模逐季下降，2015年四季度时基本缩水一半，回撤到50多亿的规模水平；2016年四季度末，天治基金的规模进一步回撤到26亿左右的水平；而到了2017年二季度末，公司的规模已经缩水至18.5亿，公司排名也史无前例地跌至第104位。
从如今天治基金旗下基金规模来看，除去天治核心成长(5.70亿)和天治稳健双盈(6.74亿)外，其余基金的规模均在2亿成立门槛以内，其中规模不足1亿的基金俯拾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出于旗下基金多数迷你的缘故，天治基金今年迄今尚没有发行成立一只公募产品。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天治基金也仅仅发行成立了一只债券基金，但其两类份额的规模微乎其微。同时，点击天治基金的网站，与内地多数公募基金公司在首页挂出新基广告不同，天治基金的首页集中所展示的是公司几款业绩相对较好的持续营销产品。
不过，《红周刊》记者也注意到，天治旗下权益类基金今年迄今的业绩不错，七款产品年初迄今均实现了基金净值上涨：其中表现最好的基金是天治中国制造2025，截至8月2日收盘，该基金净值今年以来上涨了17.39%。
但纵然业绩靓丽，天治多数基金的规模也未能因此而上涨，这或许也说明了公司品牌影响力着实一般。
徐克磊接了烫手的山芋？
《红周刊》记者注意到，天治基金近年来领导层频频更迭，但似乎历任高管都未能带给天治实质性的改变，这家公司长期淡出了同行的视野。
甚至天治基金本身的员工似乎对公司薪酬也不满意。6月23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2016年度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之员工责任篇》，在其中关于薪酬待遇的调查中，参与调查的106家基金公司中有103家提供了相应的数据，其中天治基金是惟一一家薪酬待遇满意度在60分以下的基金公司。
如是背景下，徐克磊舍弃深耕多年的泰达宏利基金挥师南下让人吃惊不已。在与《红周刊》记者的微信聊天中，泰达宏利基金的一位员工表示，徐总的这一选择有些匪夷所思，公司同仁感到非常吃惊！
那么，徐克磊何许人也呢？公开的资料显示，徐克磊可谓是泰达基金的“开国元勋”，他从2001年9月到2017年6月任职于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先后担任过部门总经理、业务副总监、总经理业务助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而实际上，该基金公司成立于2002年的6月6日，换言之，徐克磊是从基金公司筹备开始就一直扎根于“泰达”之中。
综合《红周刊》记者的采访，实际上徐克磊先后辅佐过缪钧伟、刘青山等几任高管，也亲眼见证过当年公司两次勇夺权益类状元时的辉煌，当然也目睹了近几年泰达整体规模滑坡的没落。记者了解到未经证实的消息，当泰达宏利上一任总经理刘青山离任后，徐克磊本在几位总经理的候选人之中，而他本人胜出的呼声也一直很高，但最终的结果却并不是他升任总经理。或许，这一结果也为他今天的出走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徐克磊“出走”早在意料之中，但他选择天治则着实在意料之外了。从天治基金的股东来看，实际上天治基金的股东一直是两家：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而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的旗下还有一家上市公司—吉林森工(600189)。但上市公司吉林森工业绩不佳，最新的中报显示，该公司上半年同比转亏净亏3639.26万元。从这个结果来看，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吉林森工集团或许无暇他顾。
此外，长期作为天治基金第一大股东的吉林信托实际上实力也颇为有限。资料显示，如果按照净利润来排序，在2016年纳入到排名统计的68家信托公司中，吉林信托仅仅排在了第56位。照此推断，吉林信托似乎很难对天治基金作出太大实质性的帮助。
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上海基金圈中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透露，上海的基金公司实际上更多比拼的是背景，在黄埔江边一众基金公司中，其中有上海国资旗下的公司，同时还有银行系背景的公司，此外还有外资背景的公司，而信托系背景的公司实际上是最为弱势的群体，天治的没落或许就是一个明证。
基金高管南下成功几何？
作为认识多年的朋友，或许是因为更改了电话号码的缘故，截至记者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上徐克磊本人做电话采访。而从天治基金发布的公告来看，徐克磊目前似乎还没有拿全高管的资格证书，从一个侧面也足见其南下之“匆忙”。
不过，徐克磊并非开了基金高管南下之先河，在其之前这类流动已经屡见不鲜。2015年7月，原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江向阳正式出任深圳博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未经证实的消息传言博时为其开出了八位数的不菲年薪，而江向阳也不负众望，短短数月光景，他就将博时这家老牌的基金公司重新带回公募十强之列。
而从帝都投奔魔都并获得成功的基金高管也不胜枚举。举例来说，当年均出自于嘉实基金门下的李道滨和窦玉明早已在上海滩打出一番新天地。李道滨如今的职务是中银基金的执行总裁，而窦玉明如今的职务则是中欧基金的董事长。
但不可否认的是，此前基金高管“南下”成功者均是选择了具备一定实力规模的基金公司，而如徐克磊这般选择排名几近垫底的基金公司还是少数。综合圈内的观点，业内人士在颇为佩服徐克磊勇气可嘉的同时，也对久离视线之外的天治基金发展前景抱以期待！
而综合7月以来高管离职情况看，中小基金公司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记者了解到，盈利未达股东预期、业绩难以符合期望值是公司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其中矛盾的是，小基金公司要是没有股东背景，成立以后想快速盈利非常困难；但股东的耐心有限，很少有为了长远发展而愿意牺牲几年盈利的股东，因此只能频繁更换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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