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两个问题始终受到社会关注，一个是招生，一个是水平。排名常被认定为大学水平高低的直接体现。大学排名表有单项的，有综合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大学对这个东西很在意，教育管理部门对它也很在意。排名怎样算出来的，外行不懂，看看热闹，但位置在第几，很直观。
排名表大有奥妙，不管单项的还是综合的大学排名表，一定不能忽略出品单位。一份国内的大学排名表，都得是清华、北大打头，但随后的排名一定异象纷呈，前十位大学的位次差异，前二十位、前三十位、前五十位、前一百位大学的入选者差异，都会越来越大。当然不能说是乱来，排名总是有指标体系的，但采取哪些指标，各指标分配的权重，又是大有讲究的，出品者会采用有利于自身的指标体系。排名表是公共知识生产，同时是一种话语权力。知识生产有客观性，话语权力有寻租可能，两者间的微妙关系，可意会而难以言传。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近些年是大学的热词。衡量“双一流”，要数字说话，也得靠排名表，全球前五十名、一百名之类，学科前十名、前1%之类，就算是一流了。但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难道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吗？
体育比赛，无所谓具体用途，分出排名就好。大学和学科建设，有类似于体育比赛的地方，但更有不同于体育比赛之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属于国家战略，花费巨大资源，不是纯粹的学者爱好，不是大学的自娱自乐，而是带有国家攻关的性质，服从国家战略需要。这里面未必总是有矛盾，但也未必总是一致。
最近，关于中国要不要花千亿建超大型粒子加速器，争论浮现在公众面前，一批物理学家力主上马，另一批物理学家坚决反对。主张建的、反对建的，各有其理由，但结果只会是一个，建或者不建，决定权在国家。各国的重大科学决策，都是一样，美国航天科技很发达，但建不建空间站、造不造航天飞机、建不建加速器，也得由国会决定是否拨款。国会根据什么做决定呢，当然不只是科学本身的需要，而是花钱对国家值不值。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既有绝对标准，更有根据需要而进行的取舍。你不能把二流的东西说成是一流，但也不是所有的可以实现一流的，都必须马上去做。在科学发展往往意味着巨大投入的时候，选择哪些可能达到一流的学科去扶持，必然是从国家需要来决定。发展一流学科，不只是单纯根据现有条件和人才状况，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家是否急切需要，急需的，没有基础要迅速建立基础实现攻关，没有人才要引进和培养人才，这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认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应由各学校根据自身条件去发展，政府只管给钱扶持，而不必进行规划和管理，便有可能重复建设，国家急需的学科方向便有可能不被重视。
根据排名表来选择发展哪些大学哪些学科，还可能使大多数大学失去“创一流”的动力，而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却未必得以满足。一所省级重点大学、地方大学，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上达到一流，难道就不是一流水平吗？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是不是只有对标哈佛牛津才算，也值得一问。是不是每所大学都要跟欧美名校比排名，每个学科都要跟欧美名校的学科来比高低，甚至如果某个学科未在欧美名校设置，则它算不算一门学科都会成问题？例如一所云南的大学，在周边国家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学术影响力，在区域性发展所需的科技、智慧上首屈一指，就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吗？德国大学在排名表上并不显赫，美国的威廉姆斯学院、俄罗斯的列宾艺术学院等甚至不在各种排名表中。
办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需要看排名，但也不是对标排名表这么简单。一流大学建设若以排名为本，而不是以国家社会之所需为务，就不过是大学教育上的GDP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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