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风和日丽的周六上午，在香港最高的环球贸易广场18楼，逾40位来自广东的中小企业家正聚精会神地上课。
“你能再把信托讲讲吗?昨天某某私人银行也跟我们介绍过，但还是太复杂了。”一位“80后”、妆容潮流的“富二代”女孩略带羞涩地说。
全场人士突然大笑起来。“昨天你就一直追着这个问题，是要回去劝爸爸赶快成立个信托吧?”一位四十多岁的企业家调侃道。
这群年纪跨度颇大、着装风格迥异的“同学们”，已数次在美国和内地一起培训交流，彼此已相当知根知底——他们分别掌管着大型机械、原材料、医疗、消费和科技等各类企业，不少是广东当地城市的纳税大户，有的更是广东省的“领头羊”。
这位“富二代”闺秀江华(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她现在在家族企业中是总经理助理和董事局成员，英国金融学硕士的教育背景，让她有机会跟进家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运作，而近期她关注的，是家族的财富管理问题。
境外信托热暗涌
这样的场景在香港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在上演。中国富人的崛起，早不是新鲜事。私人银行家给富人们贴上了一个略显拗口的专业名词——高资产净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根据国际惯例，要成为高资产净值人士，入门级别是可投资资产为100万美元。在2007年才出现私人银行的中国，入门标准为1000万元人民币。
将20种包括珠宝名表、高尔夫会籍和寄宿学校等奢侈品及尊贵服务进行样本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富人CPI的“瑞士宝盛生活指数”，截至今年4月，已在过去一年间上升11.7%，远远超出同期的传统消费物价指数5.1%的升幅。
瑞士宝盛称，如果投资回报率平均只维持在7%，将无法提供足够的收入以应付奢侈消费开支的预期升幅。该行认为，亚洲富人们要维持高人一等的生活，投资回报率至少要达到9%。
这一讯息正在被中国富人们逐渐接收。
或许正因为此，在香港进行的接连两日上市培训班，私人银行和家族财富管理喧宾夺主成了重点。
据招商银行(600036,股吧)报告，境外资产在高资产净值人士的全部资产中占比，已由两年前的不到10%上升至20%左右。高资产净值人士拥有的境外收入、境外股权减持、抵押或变现后的一部分资金都滞留在境外。
此外，近年来投资移民的需求增加，也使得境外资产管理对中国富人们来说更显重要。
上述来自广东的企业家们，便对已在境外广泛应用的信托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关注。“不少企业发家史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财富秘密，如何规避监管审查?”有三十出头的企业家直言不讳地问;而持有新西兰护照、有兄弟姊妹的“富二代”江华对家族如何使用信托分配遗产更感兴趣。
某国际私人银行律师操着香港普通话介绍说，信托主要用在公开招股前将控制权和拥有权分离，以及私人资产的管理上。其中，前者主要通过海外公司和境外信托架构，避免内地20%以上的税赋;同时，可通过境外受托人管理资产的形式，将实际控制人身份“隐身”。
来自新加坡某信托公司的董事叶文(化名)向潜在客户介绍称， 不论是堵截企业通过注册外企收购境内资产，从而变身红筹企业境外上市的“10号文”(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或是要求报备清晰材料，以申请报备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的“75号文”(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信托架构都能帮助“绕道解决”。
她解释说，有四种方式都可绕开“10号文”和“75号文”的规定。包括收购境外壳公司、股东移民变更国籍、境外居民代持股份，以及协议控制等四种方式。而后三种方式，都可设置信托架构，从而保障实际控制者的权益。
融资还是财产保障
SOHO中国(00410.HK)便是这些信托公司、律师津津乐道的案例。
公开资料显示，潘石屹及其妻张欣，分别通过两家离岸注册公司共同出资在开曼注册SOHO中国。2005年11月，潘石屹以“财产规划”为由，将其持有的SOHO中国股权，全部无偿赠给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张欣，从而通过境内外居民的转赠方式来规避“10号文”对境外企业收购境内资产的约束。
叶文指出，与此同时，张欣在汇丰成立信托，信托架构内设有保密的具体条款，对双方资产进行细化。她指出，信托在中国境内和境外有着不同的概念。在境内主要是融资，在境外则是对资产的保障。
长期处理欧洲家族财产和遗产管理的卫士达律师事务所亚洲资深合伙人田祖泽(Joseph A.Field)曾向本报表示，对于亚洲家族企业来说，信托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目前，不少在港上市的红筹企业，都有类似信托架构。
他还指出，传统的遗嘱分配遗产方式，涉及繁杂的遗嘱认证手续，包括不少离岸地区如开曼，并不接受海外遗嘱认证手续，因此在进行海外遗嘱认证手续的过程中，所有资产都将被冻结。亚洲女首富“小甜甜”龚如心的遗产案正是如此，“我们认为她其实应该选择信托方式。”他说。
但江华还是不放心。她喃喃自语道：“受托人的权限这么大，而且提前把财产分好，谁能说得出口?”
同与不同
江华的担忧，是中国富人与欧美富人的区别之一。
“他们总是希望自己是按"发送"键的人。”伦敦资本亚洲有限公司行政总裁罗格弘(Philippe Legrand)告诉本报，亚洲特别是中国富人，在财产管理上总是不肯放权。
瑞士宝盛银行执行董事会成员缪康弘(Thomas R.Meier)向本报表示，从年龄上看，传统富人的平均年龄为60~70岁，在亚太区平均仅为40岁。
中国的新富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对精神世界的升华，与国外的富人们趋同，但在投资风格和产品要求上，区别仍然明显。
“有中国背景的客户投资风格差别很大，有的只买固定收益类产品，相当谨慎;有的则不停交易，涉及股票和商品等各种产品。”他说。
招行报告则认为，金融危机洗礼后，中国高资产净值人士对风险的认知更为深入，风险偏好上表现得更加成熟和稳健——约70%的高净值人士倾向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得中等收益，较2009 年增加约10%;同时，倾向高风险高收益和倾向低风险低收益的人群占比均有所下降。
由于大多数中国高资产净值人士都是创业兴家，他们对财富安全、财富传承、子女教育、个人事业和企业的发展等其他财富目标的关注程度都有所提高。
正因感受到亚洲家族客户自主性强和对机构的普遍不信任，罗格弘选择和他在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的几位同事一起合伙自立门户，尝试通过提供独立的咨询服务，在私人财富管理产业中分一杯羹。
事实上，不少家族选择建立私人家族办公室，包括私人信托公司，以满足管理家族财务需要。罗格弘说，这样的设置成本过高，同时还面临吸引高质素人才、获取相关执业牌照和有效运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