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美联储加息已令国人瞩目，如今又叠加了美国减税。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百日之际，白宫公布税改方案框架，短短一页，尚缺乏具体条款，然而，范围广、力度大，号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之举。这一消息震动全球。中国官员、学者和媒体对此议论纷纷。各国均是根据本国利益和需要来行事。在其医改严重受挫而被迫调整后，特朗普政府势必竭力争取税改成功。方案如能落实，无疑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人才流入美国，并刺激美国出口，改变国际贸易格局。中美两国经济联系密切。虽然美国税改能走多远、影响多大有待观察和评估，但是，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在特朗普税改方案公布前夕，中国政府决定推出六大减税举措。在一季度已出台降费2000亿元措施的基础上，有部门预计全年将由此再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元。此举与美国减税行动不谋而合，正说明减税其实是当前大势所趋。
面对美国大幅减税，中国如不作出恰当反应，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将降低，资本、人才外流将加剧。中国应审时度势，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基础上毅然作出抉择。
近年来，对于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中美税率对比，人们争论不休。由于税制不同、统计口径不同、政策目标有别，国家之间很难简单比较。不过，公允而言，以规范的税收而言，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然而，以政府实际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则偏高。信息化带来的征税效率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放慢导致的相对税负增加，成为经济下行的顺周期因素，应当引起重视。201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明确提出“降低宏观税负”，可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槌定音。但是，近一年后，仍未看到实质性举措，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回应企业与公民对于税负的关切。
减税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导致短期内政府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增加，不过，倘若真能换来企业生机，则会扩大就业、刺激消费，扩大税基，强健政府财政实力。减税成功的关键，在于权衡短痛与长痛，放水养鱼，厚植经济增长的根基。
“正税清费”是理性选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应该从税费总量与结构着手，切实降成本。
短期内，应该在财政支出刚性和财政收支平衡之间有所取舍。或通过政府改革，减少冗员，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 ，减轻支出刚性。惟有如此，税改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否则，需要适度放宽财政收支平衡的空间，以此空间换减税的空间。
同时，应加快改革，完善财税体制，在减轻非税负担上付出切实努力。如此才能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增强个人和企业的“获得感”。
进一步清理整顿不合理收费，方能为社会减负、释放经济社会活力。目前，全口径宏观税负中，近半来自非税收入，“清费”大有可为。重点是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于地方巧立名目设立的收费项目，应加强审批。同时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消除各类杂费滋生的制度性根源。应当承认，近年来，政府性基金亦在收缩，但是，因利益纠葛复杂，清理进展并不顺利。下一步，对于与税收边界模糊的基金，可纳入税收征管；对于确需征收的政府性基金，设立之初就应当明确征收金额与时限；已达到预定征收金额、年限的基金，到期就应当停止；确有必要继续征收的，必须重新启动设立程序。如同许多领域一样，“正税清费”亦面临两难困境。未来社会保障等刚性支出比重将越来越大，而财政收入增速已然下降。显然，如要降低宏观税负，必须有额外的资金来源。为此，应加快推进税制转型，特别是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向应当坚持。更为紧迫的是尽快健全地方收入体系，寻找地方主体税种，弥补“营改增”实施后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足，从制度上削弱地方政府多卖地、乱收费、狂借债的冲动。在税制结构上，应有增有减，又破又立，房地产税已试点多年，应加以总结完善，尽快出台。
更重要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亟须破题。企业界对偏高的社保收费意见颇为强烈。近两年，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已陆续下调了社保缴费水平，但是，企业“痛感”并无显著减轻。
社保缴费率不仅关乎企业的税痛感，而且已经成为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多项改革的制约因素。须将社保全国统筹、降低社保缴费率和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三者统筹解决。只有社保缴费率降低了，宏观税负下降了，社保为分流冗员托底，企业效率才能提高，去产能、去杠杆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税收竞争归根结蒂是体制竞争，检验标准则是生产效率。不少观察者将特朗普减税与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相类比。目前，全球新科技新产业风雷激荡，这与当年信息技术勃兴之势确实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如今中国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站在了转弯处。与其抱怨他人减税“不负责任”，莫如自己主动减轻宏观税负，中国经济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