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外交传奇结束了。
5月9日，钱其琛辞世，享年90岁。
过去30多年中，中国外交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钱其琛主掌中国外交的时候，凭借着灵活的手腕，他沉着冷静左右腾挪，展现了高超的外交功夫，极大地改善了中国“黑云压城”的外交困境。
所以，新华社的报道，评价他是中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而在西方人眼里，他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外交教父”级人物。
他也是除周总理外，中国级别最高的外交官。他是职业外交官不假，他后来更是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副总理、政治局委员。
钱其琛之后，中国外交更加精彩。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领袖外交的成功，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大开大合，但有时又不拘一格，由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全新局面。
但领导人也格外得忙碌，格外得辛苦。在这个大变局时代，既需要大放异彩的领袖外交，其实也呼唤着钱其琛式的超级外长，而不是亦步亦趋的外交匠和免费的钙片。只有这样，中国外交才会更加顺畅，取得更大成就。
但有意思的是，有朋友就调侃说，在其他国家外事活动中，外长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懒一点的，也是仅次于最高执政者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在中国，有的时候，外长活动，要在“等”字来寻找。
比如，在新闻联播中，重要新闻的最后一句，经常是是“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栗同志、国务委员杨同志等”出席会见，实际出场的外长，就浓缩在这个“等”字中。
这自然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虽然外交部在政府系统中列头牌，外长在各部长中也是头号出场，但在整个政治架构中，外长只是部级，上面还有众多的副国级——包括副总理、国务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也包括实际影响力相对较小的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
中国讲究论资排辈，级别低的排到级别高的前面，古代称僭越，严重的可以杀头抄家；在我们邻国，也是重罪，张成泽被杀，一条罪状就是拍手不积极、走路要走到前面；当然，我们国家不会这么封建僵化，但搞错官场顺序，总也是一种政治幼稚病。
所以，在外交场合，外长名字出现在“等”中，也就顺理成章。
当然，在外长之上，还有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即王毅外长之上，还有杨洁篪国委，他才是真正的外交一把手。但在钱其琛之后，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在政治序列中，低于众多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地的一把手。
也就是说，如果与这些地方首长共同会见外宾，外宾首先要握的，是这些地方首长的手，然后才是杨国委的手，至于王外长，您别着急，还得多等一会。
（二）
中国的国情，此文不作讨论，自有其合理之处。
但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东海南海一度风高浪急，“一带一路”正影响世界格局，半岛局势更空前紧张，外交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吃重。不然，一把手也不会在国内事务缠身之际，还抽出大量时间从事国际外交，真的不是一般的努力和辛苦！
缺乏一个超级外长的结果，造成的是外交的实际不对等，让外宾们也吃够了苦头。
比如，在美国，主管外交的国务卿，在整个政治序列中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和众议长的第四号人物，实权上更只在总统之下，属于美国最高决策层，如果放在中国，至少也是常委级人士。
中美外长会谈，表面看很对等，都是主管外交的两国部长级官员在会谈；但实际则好像是美国的常委级人士，在与中国的部长会谈。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在这样的会谈中取得重大成果。
当年的“中国通”保尔森出任美国财长后，正是看到中国政治的特殊性，搞出了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演变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现在的全面经济对话）。
说起来，保尔森还真是贴心，这样一来，这样主管工作的副总理、国务委员都包含在内，也省去了中国部长在会谈后再去请示汇报，自然也更容易取得成果。
中美之间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举凡当今世界的其他大国，除了一把手外（总统制是总统，议会制是总理或首相），在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往往都是外长。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现在已是德国总统了），都是国际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中国王外长，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却更多时候默默无闻，有时领导人会谈的长条桌，他只能坐在最靠边的位置，在新闻中也只能被概括在“等”里。
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决策缓慢，层层请示，最后往往还得最高领导拍板。这也意味着第一把手会格外劳累，干了本应其他人帮助干的活。
这在一般时期，弊端可能还不明显；但在国际大变局、中国回归世界中心舞台之际，中国虽然领袖外交大放光彩外，其他外交领域显得过于保守和缺少亮点，这不仅与中国的国际外交地位不相称，也成了中国外交的一个软肋。
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热传，说外交部都是一帮翻译在掌权，所以中国外交表现得很窝囊。据说，以前外交部还经常能收到免费的钙片。
这完全是不懂装懂、胡口乱言。中国毕竟不是美国，中文听得懂的外国政要，全世界也没几个。没有好的外文功底，就显然不能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但时代呼唤中国的大外交家，而不是外交匠，这是对的，但这与外语没什么关系，与体制机制则有一定渊源。
建国60余年来，堪称中国大外交家的最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周总理，他的风采和能力，很多外国领导人都仰慕不已，但他是总理身份兼任外交部长；另一个，就是刚去世的钱其琛，他虽然是外长，但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他们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既与他们杰出的外交才能有关，也不能说与他们特殊的超级外长身份没有一点关系。
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际，外交届如果都是庸碌之辈，显然是愧对于这个时代的。这就需要对外交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催生出中国的超级外交部长、大外交家。
所谓超级外长，在其他国家也就是常识而已。
（三）
当然，如果要说目前的外交体制的优点，也是明显的。
不管王外长还是杨国委，如果访美，对应的官员只有一个——国务卿！
但美国国务卿来华，对应的官员，却能让他们傻眼。
比如在奥巴马时代，好几次美国国务卿克里来访，短短一两天的行程，需先会见中国的外长（职务上对等），然后是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实际事务对等），然后是总理（政治地位接近），然后拜见最高领导人，有时考虑到敏感的军事关系，还得会见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
重要的话虽说要说三遍，但克里的车轱辘话，说了远不止三次，到最后，他能口吐莲花的舌头，应该都要说麻木了。
本来还想要抬高要价，一看这批斗架势，我好歹还是聪明一点，先软下来吧。
估计，离开中国之时，美国国务卿心里都在犯嘀咕：你们中国人真是存心的，每次都有这么多不得不见的官员，这是在搞车轮战啊！
唯一的遗憾，现在的中国外交官，好像很少能收到免费的钙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