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前两大经济体，彼此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甚至世界安全之锚，双方关系的巩固与发展，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福祉，而且是事关世界和平发展。目前，美国与中国分别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随着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双方的局部性竞争将是常态，但全局性合作有望成为主旋律。
一、中美局部性竞争是常态
随着中美经济的发展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彼此之间的局部性竞争将成为常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局部贸易摩擦将会增多，但中美不会爆发大规模贸易战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纺织品、化工原料、家具和农产品、洗衣机、钢材等多个领域，并呈现不断扩大之势。根据WTO规则，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是三大贸易救济措施。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反倾销是美国最常用的方式，而反补贴已经成为美国的滥用工具。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遭遇来自2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91起，反补贴19起，保障措施9起，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分别上升36.8%和76%。同期，来自美国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增速上来看，都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2016年美国对华发起20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同比增长81.1%，其中，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11起，反补贴调查9起；涉案金额达37亿美元，同比增长131%。
需要说明的是，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尚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根据WTO规则，如果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来计算所谓的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国的原始数据。随着双方经贸往来不断深化以及中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中美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加剧，但主要会集中在局部产品领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贸易战争。
（二）人民币影响力将会提升，但美元霸主地位短期难以改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世界大国及区域性组织之间的必争之地。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以及人民币加入SDR新货币篮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促进国际货币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受美国经济实力、美元计价货币惯性、美元资产价值相对稳定性等方面因素影响，美元的霸主地位短期难以改变。但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以及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国际市场将会增强对人民币的认可度，助推人民币在对外贸易计价货币、国际金融交易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等方式实现突破，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货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合理、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三）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将与中国制造2025争夺制高点
新一轮工业革命蓄势待发，并将改变全球产业发展态势和竞争格局，主要大国特别是中美都加紧排兵布阵，相继推出各自新的产业发展计划，力争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台了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新一代机器人”及“制造业创新网络”等高端制造战略布局，在创新基础上不断提升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领导权，并牢牢掌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迄今为止，已经启动了近十个中心，涵盖当今世界前沿性高端制造技术，如3D打印、数字化制造、先进复合材料制造、集成光电子制造、智能制造、清洁能源制造等。高端制造一定程度弥补了美国劳力成本高的比较劣势，加之能源成本下降，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回归，谷歌、苹果、微软、摩托罗拉等公司已经将其部分业务回迁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通过增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加快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使中国到2025年跻身制造强国行列。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中国将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五项重大工程。未来十年，中国将重点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扩大，积极抢占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
（四）美国开始转向双边规则，但中国积极维护多边国际规则
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步履维艰，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时常受挫，致使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难度不断加大。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声称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或直接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取向来看，美国将从多边贸易安排转向双边贸易安排，推动国际规则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采取一对一谈判、差异化要价的方式，促使相关国家分别进一步作出让步，从而在规则制定方面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目前，美国的相关做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是多边国际规则的积极维护者，多次在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也贡献了中国智慧，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努力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由于中国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影响力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不匹配，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更多是做增量，即“修庙、建庙不拆庙”，倡导包容性、开放性和非排他性的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对外而言仅仅是一个柔性的倡议，并非硬性规则。中国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这意味着，只要对方愿意，任何国家或组织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而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二、中美全局性合作是主旋律
当前，中美经济将进入全新的竞争和合作共生时代，双方经济相互依存度极高，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很大影响，任何一方改变交往条件都势必导致另一方做出回应。在连续博弈情况下，合作是唯一均衡解，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全局性合作是主旋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美贸易总体互补性强，未来将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近40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至2016年的5194.9亿美元，增长了200多倍。截至2016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愈益显现出来。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785.9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157.8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0%，提升0.2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628.1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1%，下降0.3个百分点；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3470.4亿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根源在于双方经济结构的差异，即美国工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20%左右，而中国工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高达40%左右；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0%左右，而中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50%左右。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目前，美国主要聚焦于研发、品牌、销售等附加值最好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日本、韩国主要聚焦于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并在中国与东盟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这意味着，最终产品的“国籍”变得越来越模糊，中国仅仅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枢纽，一方面从东亚地区进口大量零部件，另一方面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
未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要双方以积极合作的方式综合解决，即美国扩大出口，中国扩大进口。根据国际贸易的恒等式“净出口=出口－进口”，减少贸易不平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差国减少出口、逆差国减少进口；另一种是顺差国增加进口、逆差国增加出口。相对而言，前者会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即减少出口将会给顺差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减少进口将会降低逆差国的生活水平；后者会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增加进口会提高顺差国的生活水平，增加出口将会拉动逆差国的经济增长。
（二）中美产能合作空间巨大，中国对美国将保持对外投资逆差
近年来，中美双向投资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底，双向投资累计超1700亿美元。其中，自2012年开始，年度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从而形成并将长期保持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和利用外资逆差并存的格局。
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产能合作具有较大空间，相互投资具有较大潜力尚待挖掘。一方面，2017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白宫起草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支出计划，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拥有大量优质产能，可以积极参与美国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中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需要扩大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美国的优质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服务，特别是参与科技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助推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三）中美合作机制相对健全，未来将保持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
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至今三十多年，尽管有摩擦、有分歧，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究其原因，双方现有的大量的对话沟通机制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的重要作用。迄今为止，中美之间建立的对话沟通机制已达90多个，涉及政治、军事、经贸、科技、环境等全方位各个领域。其中，政治领域的对话沟通机制主要有：首脑互访、首脑热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反恐磋商、金融反恐工作组磋商、人权对话、中美关系研讨会等；经贸、科技、环境领域的对话沟通机制主要有：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中美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中美双边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中美大气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中美科技政策论坛等。
在中美整体关系中，经济贸易关系是压舱石和推进器。为促进中美之间经济贸易发展，双方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元首于2009年4月共同倡导建立的，就事关两国互惠合作及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磋商的战略对话机制。目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间建立的经济对话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为两国加深了解、扩大共识、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提供了独特平台。对话机制建立以来，中美不仅增进了政治互信，减少了战略误判，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而且促进经贸人文交流不断加深。未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形式和内容可能会出现变化，但基本方向不会改变。随着双方沟通交流的深化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增多，中国在巩固既有交流机制的基础上，或将建立一些新的机制或对话平台，从而保持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确保中美关系沿正确轨道前行。
（四）中美关系是世界稳定器，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持并巩固自身在全球中的地位，主导建立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主要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从而使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革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通过操纵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为其利益服务，以单边、强迫、片面的方式治理和领导世界；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把持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并拥有资金和科技优势，从而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经济金融风险不断加剧。
近年来，以中国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体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投票权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承认不能单靠自身力量来处理全球事务，并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承担更多参与制定世界创新发展蓝图的重要责任。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与美国需要根据自身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不同，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责任共同体，携手处理国际或地区问题，推动各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增进各国政策协同效应，减少负面外溢影响，促进利益共赢联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经济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