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经济的较快增长，为二季度留下了一连串问号。经济是否已经进入复苏周期？内生动力是否充足？改革还将带来哪些红利？
6月1日，在花开正好的中国人民大学，《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共同把脉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在2016年国家高端智库相关评比中，其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排名前列。
经济已摆脱底部
水皮：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向好，但有人担心二季度经济数据会下行。目前宏观经济是否进入复苏周期或者底部周期，还是仅仅是大调整过程中的小反弹、小周期？
刘元春：目前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经济摆脱了底部。事实上，应该是从去年三季度就开始摆脱底部，标志性在于PPI转正，这摆脱了市场担心的债务通缩效应，也摆脱了工业萧条。因为整体经济的好转、实体经济的变化，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在价格上，虽然价格变化的因素、基础是多元的，不是太稳定，但是它持续的转正，对整体经济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水皮：去年价格上涨的因素很大一部分跟大宗商品期货上涨有关。油价、煤炭、铁矿石的价格都出现了两三倍的上涨，这极大地影响了PPI由负转正。如果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今年回落，PPI会不会也回落？
刘元春：PPI目前来讲出现回落是常态。事实上，我们大宗商品价格的决定因素并不是由中国来决定的，当然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步入一个新状态，标志点就是世界经济的周期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转变。包括美国从2014年起出现的经济逆转。2016年底，全球贸易增速出现反弹，欧盟经济、日本经济、新兴经济体经济均出现复苏。
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因为投资预期收益率下降得很厉害，导致投资上不去。这个传递机制，其中一环就是大宗商品。全世界债台高筑，现在统计出了156万亿美元的债。高债务加上出现通缩，导致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还本付息的压力比实体经济的收益率还要高，当然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全球CPI渐渐回暖，让债务通缩效应大幅减轻，长期停滞的恶性循环已经被打破，各国改变明显。美国的CPI目前已经到2.4左右，欧洲的CPI为1.29，日本的CPI也到2.1，全世界的价格都在发生变化。但中国CPI更重要的因素是食品价格，核心CPI没变化。实际上，去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这些年是没变化的。
全球经济吹暖风
水皮：我国进口数据跟特朗普的政策有关系吗？
刘元春：今年一季度，我们对美国石油进口突破20%，3月份我国进口原油是破纪录的917万桶。我们对美的十项协议签署，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能源和原油的内容，这可能是有商务外交的意义的。所以我国CPI跟全球CPI不是太统一，是有一定的因素的；但是如果从全球来看，这些信号对中国来说冲击很大，因为中国实际上是外向型经济，我国的工业品50%多是用于出口的，过去世界经济萧条，导致我们大量的工业品出不去，比如出口机电下降得很厉害，原来同比增长20%以上，现在负增长。很多人认为我们自身出了一些问题，其实根源在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的经济复苏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前提条件。美国金融危机后，房地产水平、道琼斯指数都先后回暖，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但很重要的投资参数仍未恢复到常态。
今年，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参数都反弹得很厉害。这些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原材料大量来自于中国制造，对中国的出口有直接的影响，欧美一季度的投资参数有传递到中国的可能。我们的一个判断是，虽然出口不会回到过去那样20%的增长速度，但是会告别过去的负增长，回到一个增长的时代，大大缓解了中国经济的内生压力。
世界经济复苏的底气传递到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中国新产业的培育已经有了明显的收获。我们产业的培育从2009年、2010年开始，4万亿刺激计划当中就出台过一个八大新兴产业的振兴计划。新产业的培育大约十年的周期，现在可以看到在深圳、江浙一带，一些创新型企业十分发达；同时，西南区域承接整个产业转移也有了初步成绩。4万亿让内地投资平台大规模兴起，很多沿海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其中最成功的重庆，每年GDP增速两位数，同时连续十多年财政增长20%以上。
中国多元化的增长极已经出现，对新产业的支撑力也开始出现。深圳、重庆的增长跟过去十年的增长不一样。这些年我们拼命地往一些领域里面投钱，实际上还是获得了一些效果的。
金融改革正当时
水皮：现在PPP势头很猛。
刘元春：确实，财政部马上就发文了，说PPP不能这么搞。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来讲，政府这样的发声很重要。周期转过来之后，政府的积极性出现了，特别是地方政府，一季度这个信号很明显，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找项目，积极招商引资。
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内生机制都迈进了一个新的征程，但还有几个坎要过：首先是债务，我们的金融实际上早就应该转向了，2013年暴露了同业拆借的一些问题，2012年云南城投债的违约、2014年公布的46号文都宣告了地方政府的债务不可持续，再加上2015年的股灾、汇率震荡，去年底今年初债券市场的这些压力，今年的资本市场、同业市场，这些问题实际上都表明中国金融的内生问题开始在转变。当然，政府也在全面开始转变。目前新周期首先应该构建新的金融监管体系。
水皮：中国金融大家普遍觉得过度发育，现在最主要应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刘元春：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监管体系的问题，缺乏有效监管，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监管套利。资金空转，就是监管体系有问题。本来有些资金可以很常规性地回到实体经济，但就是回不到。按照现在的监管体系和审计体系，只能到一些没有效率的国有体系企业投产，而不能到有高效率的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有风险的一些行业；因此只能通过理财产品，然后通过同业拆借，把大机构的拆借到小机构，把小机构的拆借到非银行机构，从非银行机构拆借到中小企业和房地产领域。
水皮：会不会有庞氏骗局的那种担心？
刘元春：肯定有。一些企业已经进入到庞氏理财的借新还旧当中，这个是我们最头疼的。清理整顿就是要打破借新还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打破这种监管套利和非规范的行为模式。
这些模式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监管体系严重错位，还源于我们本身对金融的定位，比如说互联网金融，前些年野蛮生长，它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对中国这样的社会来讲，没有监管的发展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余额宝的野蛮生长，就是因为地域管制导致很多金融机构金融主体没办法进入到这样的市场，而通过基金模式，余额宝可以进入到同业行业吃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利差。这是一种利润再分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互联网金融大规模创造价值的时代，价值再分配的功能大于价值创造的功能。
这对于传统体系，对于实体经济是有压制的。国有企业改革没钱，银行给贷款，贷了款不干正事儿，去搞同业拆借，央企进入房地产，央企进入汇市进行套汇套利。现在对金融秩序的整顿、金融监管的整顿，是我们复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必须进行政府层面的资源配置。
我们已经步入到新周期的阶段，现在过金融坎，下一步要过的坎就是政府改革和国企改革。这几个坎过好了，我们的市场秩序才能重构，市场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水皮：这个坎不太好过。
刘元春：目前来看，这道坎不是那么恐怖。因为我们大规模的金融调整2014年就开始了，标志性的就是对地方投资平台的清理。46号文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投资平台不能新举债，政府部门的债务也要实行问责，进行新老换代，以新换旧减轻政府债务。
一些政府改革本身没有准备好，因此政府投资平台停了，马上有一个产业基金、PPP，这个杠杆率还要更高。金融改革已经开始做了，还要做一个宏观上的债权换股权，IPO大规模发债，银行少发行贷款、债券市场上少发行债券，用直接融资代替间接融资；今天其实是在走第三步，是对商业银行全面整顿，包括资本市场表外业务要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就是个本质性的东西。
水皮：就是说比前面两步更根本一点。
刘元春：必须要从机制体制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金融利益集团这个大层面上下手。不打击一些金融利益集团，证券市场、债券市场、一些表外市场，很难形成真正的健康体系来进行。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有整顿，不能让利益集团觉得在制度下干坏事不用负责，造成改革良机的错失。
改革良机是最大的资本，错失了改革的机会，导致的成本是无穷大的。此外还要创造改革条件。原来讲把股市做好，从战略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想到通过场内场外的配资，通过杠杆放大，最后把一个市场搞成这个样子，不仅没有改革，反而把原来很多改革的成效都付之一炬了。从审批制到注册制，一系列股市的创新，包括股票期货指数这些市场建设都全部停止了，本来是制度上的一个进步，结果发现退到十年前，原因就在于在一些基础制度上没有进行扎实的建设，特别是对金融主体的行为模式，没有一个有效的建设。贸然进行一些大改革可能不仅没有起到改革的效果，反而错失了改革的良机，这样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将中国的金融秩序、金融主体、金融利益集团大整顿，是我们进行制度建设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把握这个前提，贸然进行战略型的一些制度建设，就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总书记的改革，4个全面中，最重要的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如果让金融大鳄来搞改革，改革就会掉到深沟里，灭火者就是纵火者。现在金融改革慢于一般改革，所以就要把它改好。
中国改革比预想的要好
水皮：金融整顿现在很多银行看不明白，刚开始各个银监局都已经派出人来了，但最近又全都撤了，说怕处置风险过程中间导致新风险？
刘元春：现在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整顿不改革的风险，而不是整顿和改革自身的风险。很多利益集团说，中国最大的风险是监管叠加的风险，这是烟雾弹。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肯定会出现风险，一些金融单位会出现一些资金链的问题，甚至引发一些局部性的震荡，但是这是改革的代价。博弈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政府要坚定信心，一次大的整顿，一次去杠杆、降债务的整顿，决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过程，绝对是有人出事的过程。要抵抗住外面这些声音，把整顿持续到底。不整顿的风险是崩溃性的风险，整顿的风险最多是局部性的。要意识到，政府和市场的转换是很迅速的，不用过多担心。
西方讲的流动性的问题，因为美国的确会出现财政危机，美联储要干涉市场财政，财政部要干涉市场，必须要授权，但中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些国际机构还有市场化的经济学家老炒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就像2013年的“6·18”一样，同业拆借利率一下飙升十几个点，个别拆借利率达到40%，中国崩盘没有？没有。晚上银监会一个文下去，要求各大行正常拆借，第二天就下来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有它的特色有它的运营模式，把西方教科书的东西往上面套是不行的。
我们的第一道坎肯定是一个阵痛期，但是不像很多人讲的那么悲观，比如说债务周期转不过来了。我的观点很简单，中国的债务问题早在2014年就在转，但大家希望看到的这种债务拐点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很多人想的M2除以GDP要下降，这是不对的。市场经济的200多年来，除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几个参数从来没有下降过。当然我们走得太快还是不好，中国的债务要控制到合理的范畴。中国的改革比预想中的要好，因为政治改革比较顺利，这就奠定了大改革的基础。比如江苏的大规模的产业基金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政府会投一些，但是游戏规则完全是新的，有大量的市场基金。有一个浙江制造的产业基金，政府投了可能50亿左右的规模，市场配进去几百亿，政府给一些平台和知名度，但这些基金给浙江所有的产业进行升级，这种模式和传统的速度完全不一样，并且量会很大，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产业链，往一个区域集中，力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