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来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将会迎来一个较为重要的优化配置过程,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将在动态优化中寻找市场机会。基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放眼全球科技发展潮流,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或看似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的独角兽公司,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其中有一部分会成为伟大企业。释放政策红利,并不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使命,既在于尽快清理经济发展沉疴,更在于通过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激活经济增长潜能。而在“双创”热潮下涌现出的独角兽公司,将为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到来提供微观主体的强力支撑
德勤与投中研究院日前联合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称,截至今年6月底,全球共有252家非上市公司的估值大于10亿美元(独角兽),估值累计总额达到8795亿美元,分布于22个国家。其中,美国和中国分别位居独角兽数量的首位和第二,全球占比分别为42.1%和38.9%。换句话说,目前全球有超过八成的独角兽公司分布在中美两国。
依据这份首次系统梳理全球独角兽公司数据,并重点比较中美独角兽的行业特点和趋势的报告的叙述,美国的独角兽分布在20个大行业,其中企业服务行业独角兽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占比27%;中国的独角兽分布在16个大行业,目前位居前列的三大行业(电子商务、金融、文化娱乐)的独角兽占了总数的46%。但未来的独角兽将集中在企业服务、医疗健康、汽车交通、消费升级、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报告认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国家互联网市场规模大小、基础设施是否先进、产业结构是否完善,以及互联网人才数量多少这四大要素密不可分。
总体而言,中国在培育和拥有独角兽方面的取得了领先地位,中国独角兽已开始比肩美国,并在商业模式和创新上走出了国门。这说明我们这些年来在深耕互联网产业,致力经济转型,并着力营造创新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已经有了能批量催生伟大公司的厚实土壤。
中国今天在企业创新方面取得的跳跃式进步,放在30多年前是根本不敢想象的。笔者最近走访了国内不少城市,发现在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支撑下,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早已突破了区域限制,随时随地可以启动。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深感再不能端坐在办公室“运筹帷幄”了,他们被企业和民众的创新活力所“感染”,由此不断展开各种层次的调研,着力为本地区的创新营造软环境。就在前几天,笔者在接待来自美国西雅图大学的客人时,请他们谈谈对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发展印象时,他们均震撼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勤奋与进取。
以往,只要提到信息技术、互联网和高端制造业,世人总以为这是美、欧和日本的领地。如今,尽管美国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全球互联网,尽管西方世界整体上依然处于技术领先的地位,但随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中国这些年来对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正步入收获期:在中国领跑全球的科技企业主体中,既有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民营巨头,更有中车、中航工业、国家电网等超级央企,还有比亚迪、大疆、华大基因、研祥智能等一批未来的航母型企业。近几年,中国在量子通信、高温铁基超导、载人航天、深海探测、智能电网、核电站,以及其他一系列超级工程建设中相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相关前沿技术积累与复杂管理能力整合,大多出自数十家有着强烈国家使命的超级企业。如今,西方国家也已承认,中国正崛起成为量子通信及相关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者。
新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除了需要大当量的资金投入之外,适宜于创新的生态环境是极为重要的支撑条件,包括行政管理部门高效的主动服务意识、科技企业孵化器、企业研发平台、创投机构和创新服务机构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来临,在创业创新环境方面,深圳和杭州目前已经集聚了相当的优势,有望发育成为世界级的信息技术与知识要素集聚中心,上海则将成为高端产业的价值链管理中心,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湾地区或将成为汇聚金融要素、研发资源、前沿科技和先进制造的系统集成中心。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正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还不够彻底,而这又约束着经济的内生性增长。
有人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强大,美股之所以强势,关键在于美国有许多伟大的企业,遍布于消费、医疗、工业制造、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等各个领域。这个立论已被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史所证明。比照这样的逻辑,当下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一大批伟大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提供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撑。
毋庸置疑,央企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依靠,但中国经济和科技自21世纪以来取得的突破性进步,得益于政府对经济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环境因而得到显著优化,中国民间潜藏的创新与营商禀赋被激发出来,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放眼当下全球科技发展潮流,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或看似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的独角兽性企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而其中将会有一部分企业最终成长为伟大企业。
从经济内生性增长的一般机理来看,任何政策红利的释放,本身并不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所以,业已取得重要进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使命,既在于尽快清理经济发展沉疴,更在于通过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激活经济增长潜能。而在“双创”热潮下涌现出的一批独角兽公司,将与饱含创新活力基因的成熟或成长中的企业一道,为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到来提供微观主体的强力支撑。（原标题：评论：美联储即便缩表也难改美元弱势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