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林毅夫团队的《吉林报告》引发了极大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吉林报告》对吉林省情的判断、产业选择的方向、东北问题的症结。
其实，上述关于林毅夫报告的争论，很多地方都不从东北的角度思考问题，显现出为争论而争论的情况。如果站在东北三省现实的视角，而不是仅仅从经济学理论和如何完善模型的视角；如果站在东北地区民众从下往上看的视角，而不仅仅站在宏观理论的高度从上往下看的视角，可能有些问题就会有另一种结论。
东北三省其实是“央企大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今天这个命题再一次摆在了东北面前，只不过它的针对性更强、内容更沉重。
国有经济比重大，所以突破东北迷局，就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是学术界惯常的观点。
许多东北区外的学者提出辽宁是国有经济大省。在我看来，他说得对，也不对。说对，因为在改革之前、之初，确实如此，辽宁国有企业数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国有大中型企业1096户，也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说不对，目前，辽宁的地方国企经过多年的改革，已经没多少了，实际上真正运行的就是百十多户。
然而，尽管辽宁的地方国企已不是很多，地方国有资产在全国排名并不靠前，但又确确实实是国有经济大省。只不过那些国有企业都是央企。所以准确地说，辽宁是“央企大省”。
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一样，都是央企大省。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央企的特点是数量多、领域广、块头大、投资多。可谓是无处不在，地位举足轻重。
东北央企块头大，在关键行业掌握着绝对的资源。在东北三省的国有企业中，央企是绝对的主力军，为地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实际上，有的城市，就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就是一座城市。大庆“打喷嚏”，黑龙江就“感冒”；一汽“打喷嚏”，吉林就“发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来投资减缓，相对于民营企业的“小家碧玉”，地方政府对央企这个“豪门望族”普遍持欢迎态度。因为央企投资都是大项目，不仅能在短期内稳增长，而且将持续带来巨额的产值和税收，所以央企成为各地方的“香饽饽”。
从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央企在东北地区累计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近2万亿元。
央地融合并不是轻松的课题
然而，东北地区以央企为主的大中型企业运营效率低。2013年东北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规模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51.6%，但其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仅分别占32%和30.7%，资产规模与市场控制规模和利润水平明显不匹配。
目前央企厂办大集体多、企业办社会问题严重，地方政府压力巨大。央企改革东北三省不能主导，却要承接企业原有的一些社会职能。比如，长春市专门为一汽成立了汽车产业开发区，专门承接一汽剥离出来的一些社会职能。像居民供电、供暖现在还是由一汽负责，但下一步就要进行完全剥离。然而，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地方的承担能力。仅在辽宁，还有190户央企需要解决“三供一业”移交的问题，这将给地方政府带来350多个亿负担。
从2014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就已形成了央地融合的改革方向。《意见》要求：“通过股权多元化等方式整合中央企业在东北地区的资源……研究中央企业和地方协调发展政策”。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央地融合的话题并不轻松。
一个是央地争利，“条条块块”博弈。东北一直有一个“条条”与“块块”博弈的老话题。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应由地方政府来调控；但央企的人财物是独立运行的，且着眼于全国进行产业布局，这是省级政府很难“插手”的。黑龙江是产油大省，但炼油能力都在外省，他们只是输出原料；辽宁省则认为，他们是炼油大省，但炼油能力与乙烯生产能力是60∶1，没有深加工的话语权。
二是与民争利，“挤出效应”严重。一个地区的资源、生产要素是有限的，这块多些，那块就少些。天量的央企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会产生“挤出效应”，对于那些能够带来稳定就业、加大基础税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因为资源和要素被挤占而只能被边缘化。在央企“巨无霸”快速发展的同时，是东北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和营商环境的恶劣。2014年，全国五百强民营企业中，东北三省只有14户，2015年10户，2016年9户，2017年10户。像江苏、浙江等省进入排行榜的都在百户左右。
央企的巨量投资是一把“双刃剑”
央企投资，强化了东北的投资拉动结构。地方要发展，工业要振兴。这无可非议。
然而，央企一次性的巨量投资并不一定总是好事。央企投资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以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对地方经济而言，解决了GDP规模却无法同步拉动就业、消费等基本民生问题。辽宁抚顺上大乙烯，据说可以直接就业上万人，但专业性很强，甚至连有的本科生都进不去，如何能解决煤炭行业枯竭留下的数十万矿工及其家属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四五十岁人员就业？
央企投资，固化了东北的重型产业结构。央企加大投资固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大项目的投资一旦落地，就形成了产业形态，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东北地区的央企大都属于重化工业，越是上大项目，当地的产业结构就越加偏于重化工业，形成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央企一旦出现亏损，不仅拉动地方经济总量下滑，还少了一大块难以填补的税收窟窿，形成一个城市经济的“塌陷”。比如大庆油田每年减产150万吨，仅此一项就拉低了黑龙江全省工业增加值1.5个百分点。
更有甚者，在东北，“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大投资、大开发、大建设，既给地方政府积累了高额的政府性债务约，也形成了相当大的产能过剩。本轮东北产能过剩，与前几年部分领域——钢铁、石化、水泥、造船等——过度投资有直接关系，这其中很多“功劳”是央企的。
鉴于央企具有要素垄断效应、挤出效应，鉴于地方政府对央企严重的“路径依赖”，央企不改革，地方政府无法真正地发挥市场的力量、民营经济的力量、中小微企业的力量，市场化的投资体制、项目落地机制很难建立起来；央企不改革，东北的国企改革很难真正推进，真正的市场体系在东北无法建立，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很难扭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推进。（原标题：东北经济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