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机遇,民间投资需要随机应变,当机立断。
区域协同联动效应初步显现且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深入实施,雄安新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替代,新的发展方式形成,等等。
新机遇主要包括:新发展理念的强力推进实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举措,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的持续运行,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经济质量效益回升,物价总体稳定,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沿着预期目标深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保持强劲势头,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过剩产能继续化解,适应消费升级的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有的新机遇是通过革故鼎新而来的,其中,有些新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已被重新界定,但万变不离其宗,民间投资的核心仍在于对风险的计量与把控。民间投资做好金融风险防范是义不容辞的义务。过去几年,民间投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民间投资有着独特的独立承担风险及损失的属性,有的民间投资在国际投资、房地产、制造业、煤炭等领域,由于投资失败,遭受切肤之痛,甚至灭顶之灾。还有,不规范的、天马行空般的民间投资,盲目地、异想天开地争资金、铺摊子,有的民营企业触发案件或不可控的风险。
值得欣慰的是,当前,一些民企无论在专业团队、战略愿景、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国际化进程还是在既往业绩、文化建设上,已经今非昔比、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一些民企已经开始发挥出标杆性引领作用,甚至走在国企前面,展示了民间投资的理性与成熟,多数民企的成功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披荆斩棘实现的,理应受到呵护。
民间投资亟须解决的三大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国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是指地方政府、国企在举债、还债的诚信上做出表率。就是说,要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国企债务的隐性背书。地方政府、国企凭借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约束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让民企与其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自身所掌控的金融平台、金融企业均面临着诚信上的压力测试,总体风险可控并不代表个案风险高枕无忧。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值得注意的是,国企及地方融资平台,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但资金使用效率较低,且个别国企及地方融资平台带来了较大的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一些民企有真实资金需求,的确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所以,必须正视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国有企业降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工作,需要民营投资的积极介入,要加快国企中“僵尸企业”的市场化退出力度,减少政府财政兜底,避免举棋不定、拖泥带水,通过盘活存量民间投资发现投资价值。
二是新型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地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需要以法治的手段,公允处理上述问题。政商关系和政企关系是相互联系的,政企关系顺了,政商关系就容易处理好。
三是高端金融人才短缺。过去,在对待民营投资问题上,出现过一些大口号、放空炮、伪命题,并走过不少弯路。其中,突出表现为金融人才的短缺。金融从业人员知识不足、能力不强是个突出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金融从业人员不断改革创新,成就斐然,但随着国情世情和市场环境变化,国内外金融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尤其是随着中国金融企业在世界上实力及影响力的提升,要在云诡波谲的复杂市场环境中驾驭好体量巨大的金融企业,这给金融高管提出了空前挑战。
近些年,对民间投资的忽视、歧视等,就暴露出金融从业人员的知识及能力的不足,支持民间投资,亟须解决金融人才问题,当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的条件,是解决的最佳时机。应加强学习,及时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金融市场变化的规律和最新趋势,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金融人才要脚踏实地,才能行稳致远。（原标题：王衍行:民间投资亟须解决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