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一行三会全部都在换“大脑”（或者换人，或者“换政策”），金融走向全面监管时代。
2016年2月22日，证监会主席肖钢离任，刘士余接任证监会主席一职。
2017年2月23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离任，郭树清接任银监会主席一职。
2017年4月9日，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虽然央行没有换“掌门人”，但是其职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仅其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化，同时在新的监管时期成为“一行三会”领头的“协调监管者”。
三会已经有2个实质性换帅，而如今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则被调查，并且央行的货币政策和监管角色都发生了新变化，博览研究员认为，一行三会换“大脑”就意味着换“政策”，也就是金融市场方向转向“全面监管”的时代。
而博览研究员发现，这一次的金融监管和朱镕基主责金融工作时期的金融监管是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延续和升华。这个结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体现——
首先，从金融政策的制定上，这一次的金融监管与上一次的金融监管都面临着相同的处境和步伐：实体经济遇到困境——>金融部门也出现严重痼疾——>金融监管与改革并举——>最终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其次，从人事上来说，除了被朱镕基称之为“飞来的尚福林”外，当前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些主要人物都曾经是朱镕基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时的老部下，此后，朱镕基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央行行长”、国务院总理等职。
因此，从当前金融监管的背景和人事上看，这一次的金融监管可以认为是上一次金融监管的传承和升华。
总之，朱镕基曾一度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高配”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铁腕推动了那场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的金融大整顿。如今，昨日的故事在今日似乎重演，对今天依然有价值！
这一次的金融监管和朱镕基时期的金融监管是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延续和升华。
然而，博览研究员认为，二者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货币政策的制定上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上一次更多的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加/减息”、“准备金率”等方式，其目的是在通货膨胀和金融增长之间寻求平衡。而这一次央行更多的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字母工具、利率走廊等方式提到传统的“大开大合”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标是：在“利率双轨制”的前提条件下，央行一方面不提升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同时提高金融部门的融资成本，从而让金融部门温和去杠杆。这主要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
三会机构的设置以及监管的方式和内容也不同：首先，在机构设置上，这一次金融监管与上次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朱镕基时代(1993年到1995年)的金融“大整顿”时期，银监会和保监会都还没有成立，分业监管体系在期间逐渐形成。但是，主要的监管工作由人民银行来完成。而，这一轮金融强监管先后是证监会、保监会作为主角出场，而截至当前，银监会成了近期“金融强监管”的主角。
此外，朱镕基时代的金融“大整顿”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监管”的雏形以及如今分业监管体系框架仍然不变，但是这次央行成为“一行三会”的协调监管者，弥补监管漏洞。
去杠杆所带的银行内盈利模式发生了改变。1993年到1995年，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银行信贷，约占90%以上，因此，主要的杠杆存在在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部门。银行的主要盈利增长点是存贷息差。然而，如今银行的信贷只占了总体融资比重的50%到60%。银行通过同业市场等渠道流入到非银加杠杆，影子银行业务不断膨胀。但是，如今影子银行业务面临去杠杆缩水，同时银行存贷利差又在逐渐缩水，因此，银行在新时期面临着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问题。
在以前“金融自由化”政策路径下，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分切的“普惠金融”这块蛋糕，如今2017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文指出，普惠金融业务基本划归“银行”，甚至极有可能只准银行一家玩的了。“普惠金融”这块巨大的市场蛋糕或将成为银行重要的业务增长点，修复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前后两个时期，银行的盈利模式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货币政策的制定上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博览研究员认为，这一次金融强监管与朱镕基时代的“大整顿”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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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货币政策要真正保持“稳健中性”，即在“总量”上保持“克制”，又更多在资金上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调整，去杠杆，引导资金进入实体。在新形势下，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也相应作出了“创新”。无论是给金融部门“降杠杆”还是扩宽“利率走廊”营造更大的调控空间等，我们或许将在以后更多的是看到央行较为频繁的动用这些“字母”工具(SLF、MLF、PSL、SLO等)。
总之，从上表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的金融监管环境与朱镕基时代的金融“大整顿”时期相比，这一次与上一次在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法上有着截然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