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很多二线城市纷纷出台人才新政，目标基本锁定在大学毕业生，通过放松落户和购房条件，吸引大学毕业生前往就业和定居。
这些“人才新政”的实施效果会怎么样？我固然期待它们都能开花结果，从树木长成森林，让城市与人才双丰收，彼此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收获满满。但在这十几个有志于“新一线”的二线城市里，除了少数几个综合实力强、上升潜力大的城市，大多数城市注定只是陪跑者，跟着在“新一线”的头部选手的队伍中刷刷存在感罢了。
看看“新一线”们那些大同小异的人才新政，不免让人怀疑，他们会不会是地方主政官员懒得动脑相互抄袭的结果？
举例来说，武汉要“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毕业3年内的大学生，凭毕业证即可申请登记为武汉常住户口，毕业超过3年的大学生，只要在武汉工作，缴纳了社保，也可申请落户。按照武汉此前出台的楼市限购政策，本市户籍居民可以在限购区域最多买两套房，而外地人在武汉购房需提供2年社保证明，在限购区域内最多可买一套房。所以人才新政相当于给这些大学生送了两张房票。
长沙提出五年吸引100万人才，高校毕业生随时可以落户，本科以上学历，全部发放生活和住房补贴。成都强调“蓉漂”概念，大力推行安居计划，来成都找工作没地方住，先免费住7天。
在南京，对于非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凡是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在南京工作，则在江宁、浦口等五区购房不需要提供社保证明，而对于一般学历的外地户籍居民，要买房须先缴满两年社保。
类似的赠送或半赠送房票的二三线城市数不胜数，就不一一列举了。
相映成趣的是，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还表示要为大学生提供以万为单位的就业补贴，显然实惠得多。
住房是头号必需品，“新一线”们拿房票来吸引大学毕业生，有接地气的一面。在一线城市房票难得、房价高昂的背景下，“新一线”的这些举措所要吸引的似乎就是逃离北上广的那拨人。相较于某些严控人口以至于对人才产生挤出效应的一线城市，这些二线城市能够主动拥抱人才尤其是社会新鲜人，似乎部分走出了“视人口为负担”的桎梏，值得肯定。
事实并非如此。进一步深究你会发现，并没有实质上的进步，因为高学历人才普遍受欢迎，一线城市现在仍有鼓励海归人才落户和创业的优惠政策，硕士以上的应届生理论上仍有在北京落户的机会。当一线城市高喊要挤出低端人口之后，二线城市仅仅只是欢迎高学历人口而已。在对人才进行学历歧视、分三六九等的道路上，一二线城市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们标榜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大学没有毕业、年轻时代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不是这些城市欢迎的人。
考虑到大学生普遍没有积蓄、初入社会收入也不会太高，以派送房票、鼓励买房为中心的人才新政，真能为一座城市招来想要的人才吗？这样的人才新政会不会只是地方政府为推动去库存和全民炒房加的一把明火？在中央政府“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总基调下，地方政府另辟蹊径找来单纯的大学生当接盘侠，并且理直气壮、以人才的名义？
可以肯定的是，短期看，人才新政可以带来新增落户并增加房产的交易量，但效果可能仅止于此，很有可能户口来了人没来，房子买了并不住。在虚伪的、精致的政策机心之下，二三线城市把人才招引进来或许困难不大，但要把人才留住、用好，使人才在这座城市的生产和生活都很舒服自然，有主人翁的感觉，恐怕大有困难。归根结底，这要看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发展势能。
考察二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其中弥漫着浓重的功利主义气味。并不是不能讲功利主义，而是诸多功利也要讲平衡效应，仅仅拿学历一个维度来衡量人才，未免失之浅薄，对一座城市来讲尤其如此。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协作系统，这就决定了对人才的评估也要多元化，学历只是其中一维。比如，性别、收入和工龄算不算一个角度？如果低工龄的优秀保姆月收入达到了1万元，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只有6000元，地方政府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要给大学毕业生派送房票却不给保姆派送吗？以房票当诱饵，引进和培养的恐怕也只是更年轻的炒房客。地方政府如果真的为人才好，就该一视同仁，把所有的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制订公共政策，让各行各业的人才在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中公平、自由地竞争。
长久以来，城市把外来人口当作负担，这是对人口的误判。二线城市为了扩大规模，长足发展，理当海纳百川，吸引各式人才，为他们的安居乐业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多赢。从房价来看，正是因为一线城市严厉的限购，使得资金流向二三线城市，推高了他们的房价。一线城市不珍惜外来人口，才给了二线城市得人的机会。希望这些有志于“新一线”的二线城市，都能够吸取一线城市的教训，从微观到宏观，重估人的价值，不要人为制造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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