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一带一路”所覆盖区域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每年将超过600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主要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全部资本金规模。这意味着，依靠传统的对特定项目直接贷款融资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一带一路”的资金需求。
8月12日，在以“开发性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的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提到，与商业性金融不同，开发性金融采用保本微利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隐含一定程度的暗中利息补贴。由于补贴没有显性化，导致在进行谈判和做出决策时，往往意识不到这种补贴的程度。同时，由于开发性金融看上去还可以微利，受益国家对这种暗补往往并不买账。
此外，开发性金融的资金成本相对较低，导致不同国家或不同项目之间存在攀比情况。由于开发性金融往往对少数项目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项目集中度比较高，其在项目建成后存在比较大的道德风险，比如选择性违约，即“赖帐”风险。因此，开发性金融的传统模式已经很难满足“一带一路”的巨大资金需求。
“放眼国际，在动用政府资金发挥资金效益方面，过去几年中的确出现过一些有益做法，值得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行参考和借鉴。”殷勇指出。
他举例称，早在2014年，欧元区为了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推出一项称为“容克计划”的欧洲投资计划。即欧盟出资260亿欧元，欧洲投资银行出资75亿欧元，两者相加共335亿欧元的种子资金，通过采取担保、劣后级股权的方式，力求撬动总共5000亿欧元的投资规模，来服务欧洲基础设施投资、中小企业融资、教育、科研创新等融资需求，杠杆率大概是15倍。用少量资金撬动了大额资金，对于欧洲应对主权危机和复苏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对受援国进行资助的时候，在机制设计上有两个重要的理念：一是撬动私人资本，IMF的资金从来不是用来满足受援国所有融资需求，而是通过产生带动催化作用，使得私人资本跟进对救援国的融资；二是受援国与IMF一起制订改革计划，促进经济结构改进完善，从而增加市场信心，产生相应的政策杠杆效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出手之后，绝大部分危机能够比较快得到稳定。”
因此，殷勇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尽可能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杠杆作用，来提升开发性金融的效力，具体可从四方面入手：一是尽可能用于股本投资，从而撬动更多的债务融资；二是尽可能用作劣后级资本，从而撬动更多的股权投资；三是尽可能采取公私合营模式，从而撬动更多的私人部门投资；四是尽可能投资基础设施等正外部效应强的项目，从而撬动其他更多项目的投资。
他进一步解释称，所谓正外部性强的项目，比如修一条高速公路，作为投资者而言你的利润是有限的，但你提供了公共品的服务，为沿线企业带来很大的效益，从而带动其他投资的收益。
殷勇还提到，在开发性金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币种选择的问题。由于美国、日本、欧洲实行零利率、负利率政策，例如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仅为0.05%，美元10年期利率也在2.2%左右，在国际上融资绝对成本相对较低，而人民币10年期国债利率则达到3.5%左右。给人形成人民币资金缺乏竞争力的印象。
在他看来，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应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如果金融市场 足够发达，两种币种可以通过货币掉期操作进行转化。；第二，中国也能提供多个币种的融资选择，中国外汇储备包含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完全能够满足融资需求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币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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