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对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做出解释，从而展开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大背景。在韦森看来，在解释这场金融危机的各种理论中，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比凯恩斯、弗里德曼的商业周期理论更具解释力。
韦森认为，2007年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看似突如其来，若反思过去20多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就会觉得似乎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无论是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还是从朱格拉中周期理论，在审视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演变过程中都显示出，这一世界性经济衰退早就应该发生。
只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此相关的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美联储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华尔街和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中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分工，以及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而有所延缓和推迟。即便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波”存在，但不一定如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断言的那样，一定就是40年到60年。如果这一次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却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衰竭，那么西方国家刺激经济复苏猛药的效果就很值得怀疑。
基于上述判断，韦森展开了冷静的分析：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市场化的结果，中国经济市场化可归纳为三个标志性事件：农村土地承包、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企改革和加入WTO。尽管目前中国制造业技术和生产能力基本上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但整体上，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仍领先于中国。如果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长期衰退和萧条，中国依靠外贸出口保持高增长的模式将难以持续。因此，中国必须逐渐转变为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要完成这一转变，首先必须采取的战略就是“减税富民”，让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收入基本上与GDP的增速同步增长。
韦森引用了台湾学者赖建诚的研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几乎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不太大。然而，中国的情况却相反，只富了很少人，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要改变这一格局，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这要求政府在采取“减税富民”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增加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政府投入，从而大幅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以此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此外，中国要密切关注美国政府推动的新能源产业革命的进展和成效，加大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方面的投入，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居于人类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前列。
韦森的分析均基于人性的常识，符合现实社会中民众的真实状况和消费心理。由于政府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投入的不足，导致民众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削减。政府对民众养老和疾病治疗的投入不足，导致民众不得不预存一部分救命钱，不到万不得已不敢拿出来花费，这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内需，导致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与此同时，现有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形成了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加上附着在土地财政上的沉重税负，两者结合形成的高房价，迫使民众安居成为可望不可即的梦想。这无疑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去年，财税专家李炜光曾有“死亡税负”之说。李炜光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接近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韦森的研究与李炜光的观点接近，韦森发现，政府的财政总收入，比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还高。而中国大量企业都在生死存亡线挣扎，导致最近几年实体部门投资持续下降。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没有减下来，反而有所增加。从单项税率说，中国企业税负不一定最高，但更大负担来自“费”，尤其是高负债和高利率的还款负担。基于此，韦森主张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企业债务和利息负担。在本书中，韦森多次提到了凯恩斯的洞见：“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只有让民营企业活下来，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居高不下，韦森认为，近些年房价快速上涨，房产交易量快速攀升，这一商业过程内生出了广义货币，并非中央银行发钞所致。而挤掉信贷泡沫的方法就是政府不再盲目进行无效率甚至浪费性扩张和投资，顺应经济下行，减税富民，改变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向靠市场、靠企业、靠民间推动经济增长。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吃“市场化改革红利”，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红利。（原标题：韦森：中国经济市场红利之后要靠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