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尽管中产阶层拥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但是过去因为体制问题的牵制，这部分消费能力无法在国内释放，让很多国人走出国门，在国外购买奢侈品、去国外留学甚至在国外享受医疗服务。随着改革的深入，制度上限制新消费潜力的因素正被消除。比如政府提倡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简政放权等，都是从制度上促进消费。另一方面，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也是在服务业领域增加供给，让老百姓有更多自由发掘更多服务。
杨寿正：
目前，消费者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旅游（尤其自驾游）发展为大势所趋，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渐成潮流，高铁和动车开始成为百姓出行主要选择，外卖和在外用餐业务蓬勃发展，移动互联网使用和网购业务突飞猛进。新的机遇、渠道、场景应运而生。因此，消费行为进一步升级。网购、海淘促成消费环境改变；城市化、快节奏化带来消费者自身生活方式改变；越来越少的将就，越来越多的讲究导致消费观念改变；小众化、个性化，追求符合自我个性的需求让消费需求改变。
叶檀：
品牌消费牵涉到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跟创新有关。消费的升级倒逼产业升级，从而使得消费从低端走向中高端。我们所谓的消费升级指的是消费产品、消费安全度以及品牌和技术的升级，所有一切都要靠创新。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了，但是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低端的制造品，而且是同质化竞争现象比较严重，而且以打价格战为主。当时的比较优势主要是成本低廉，现在我们还是要保证性价比的优势。所以要降低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在价格相对低廉的情况下，提升产品的质量。
向松祚：
过去我们的消费都是排浪式的，也就是大家一窝蜂进行消费，但是现在消费者更加倾向于个性化的消费，也就是更加注重质量和品位。其实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在进行大规模升级，消费品已经逐渐转向个性化、专业化以及小而精的产品。这些企业在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再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设计个性化的产品。我个人强调的是消费升级有几个核心问题。例如在教育和医疗领域，要把产业、资本管制完全放开，让私人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消费升级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制度的安排，最后企业自然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升级换代。
王永利：
货币的信用投放，可以有效发挥货币金融的功能，也使货币总量的调控具有灵活性、主动性，能够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避免金属货币作为自然物，受到储量、开发和加工能力等诸多因素的束缚，非常容易严重偏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水平的问题（这也是作为自然物质的贵金属最终退出货币体系的根本原因）。货币政策能够与财政政策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两大重要工具之一，最重要的就是存在货币的信用投放而且有更大的调控余地。
孙国峰：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是中国的银行体系通过信用创造输出人民币，最终通过资本项目实现。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储蓄率仍将持续高于投资率，经常项目将保持顺差，这是资本项下输出本币的基础。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升，为我国银行体系通过人民币形式向境外融资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响应，产生大量的真实资金需求，可以借助这一有利契机，通过资本项下人民币输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魏革军：
谈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人们常常用融资难、融资贵来概括。这不单单是一个量的概念，更是一个质的概念。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的，企业发展高度依赖间接金融，金融对实体服务的绝对量不算小。融资难主要表现在水平和质量两个方面,表现为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强化金融立业之本要破解一系列难题，比如，如何发挥金融在修复我国经济失衡中的作用；如何推动存量调整、增量优化、动能转化；如何通过增信和创新改善小企业金融服务、唤醒农村沉睡的资产等等。只有立足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找到破解各类难题的路径和方法。（原标题：赵萍：服务业发展开始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