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任泽平 贺晨 甘源
人民币短期延续有限贬值区间下的双向波动趋势，长期有升值基础，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及改革转型前景。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贬值，原因是什么？未来向何处去？本文旨在教科书式地研究汇率的决定理论和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人民币汇率分析框架，展望人民币汇率走势。
从外汇交易层面来看，选择外汇还是持有本币，取决于保值、支付和投机需求；而从经济要素角度出发，一国长期汇率取决于其经济基本面。代表性理论包括：保值功能——购买力平价理论，“支付功能”——国际收支理论，投机需求——利率平价理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汇率超调理论”和“汇率的资产组合理论”等可看作前述三种理论的延伸。汇率长期取决于一国经济基本面——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自然均衡汇率理论和行为均衡汇率理论。
影响汇率的因素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古典汇率理论所强调经济基本面的的变化，主要包括通胀、经济增速和货币供应量等变量，这些因素主导了汇率的长期趋势。第二类为国际金融理论所强调的外汇市场上供需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币值波动，包括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差额，以及本币的国际化程度等。第三类影响因素来自行为金融理论所强调的微观交易主体认知偏差所导致的市场异常波动。
近期人民币快速贬值主要受到五方面的影响：一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国货币边际结构性宽松，美国加快加息；二是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四是美元指数走强导致非美货币纷纷贬值；五是美元走强、特朗普减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资本回流美国，新兴市场均现资金流出。
综合前面分析，人民币当前面临四大支撑和四大压力。四大支撑是经济韧性强、通胀温和、系统性风险得以控制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增强。四大压力：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周期顶部、经济增速换档阵痛导致的贬值风险。
人民币汇率走势展望：短期延续有限贬值区间下的双向波动趋势，长期有升值基础，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及改革转型前景。从长期看，我们判断人民币有升值基础：一是通过对外开放、放开行业管制、降低税负、国企改革、鼓励创新等推动政令畅通的新一轮改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提升企业盈利以及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二是经过增速换挡，中国经济正处在L型的一横，未来潜在增长率在5%-6%之间，仍大幅高于美国的2%左右，宏观资产回报率在全球仍然较高；三是政府采用“宽货币+紧信用（严监管）+强改革”组合，通过降准和鼓励资产证券化来实现表外回表、非标转标，通过资管新规、财政整顿、控制国企负债率、传统产能过剩行业限贷等化解结构性债务风险和去杠杆等防范化解重大潜在风险点；四是人民币国际化地位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为人民币强势地位提供支撑。
风险提示：美联储加息超预期；贸易保护主义超预期；国内货币收紧和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过紧；改革低于预期。
目录
1 汇率决定理论
1.1 经济生产要素下的汇率决定理论
1.2 外汇交易与需求下的汇率决定理论
2 汇率决定因素：短期与长期
2.1 物价稳定有助于汇率的长期走强
2.2 “有质量”的贸易顺差有助于汇率升值
2.3 本币的国际化程度提升有助于稳定币值
3 汇率决定因素：内因与外因
3.1美元是影响汇率的外部因素
3.2金融周期下半场通常伴随货币贬值
3.3能否转型成功是汇率的长期决定性因素
3.3.1 跨入高收入阶段、增速换挡成功的各经济体汇率普遍升
3.3.2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汇率普遍贬值
4 人民币汇率走势研判
4.1 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国货币边际宽松，美国加快加息
4.2 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4.3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4.4 美元指数反弹，非美货币纷纷贬值
4.5 美元走强、特朗普减税和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资本加速回流美国
5 人民币汇率走势总结：四大支撑，四大压力
正文
1 汇率决定理论
1.1 经济生产要素下的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不仅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其变动从长期来看更体现了各国家经济基本面运行状况的相对强弱。基本理论和大量实证研究均指出一国长期汇率取决于其经济基本面，代表性理论包括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自然均衡汇率理论和行为均衡汇率理论。
“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依据宏观经济均衡方法，认为决定均衡汇率的最终因素包括经济内部及外部两方面，内部经济增长、温和通胀，外部贸易条件改善均将导致资本净流入，提升实际均衡汇率水平。
“自然均衡汇率理论”认为在不考虑投机资本流动、国际储备变动等外汇市场交易行为的情况下，基本经济因素最终决定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实际均衡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将随着不断变化的经济要素而发生改变。
“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将短中长期的经济因素都纳入考虑范围，实质是针对基本经济因素进行分析的动态模型理论，其基于的核心思想是一国中长期基本经济因素将主导实际均衡汇率的走势，而短期内存在临时性干扰因素使得汇率偏离其均衡值。
1.2 外汇交易与需求下的汇率决定理论
在外汇市场交易中，选择外汇还是持有本币，取决于保值、支付、投机等需求。因此汇率的主要理论包括：保值功能——购买力平价理论，支付功能——国际收支理论，投机需求——利率平价理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反映外汇的保值功能
纸币体系下，央行印钞票不受黄金储备可兑换制约，有时甚至过度放水，因而货币的购买力至关重要，这就诞生了最早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该理论认为，两国货币购买力决定了汇率，购买力变动（两国的相对通胀率）决定了汇率变动。前者是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后者是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国际收支理论——反映外汇的对外支付功能
经历了通胀之苦后，各国央行逐渐变得“克制”，物价变动越来越小，购买力平价理论对于中短期汇率波动的解释力下降。此时外汇市场供求力量成了关注焦点，外汇买卖有两个原因：贸易和投机。人们发现，贸易顺差容易导致一国货币升值，贸易逆差则导致货币贬值，因而国际收支理论诞生。该理论认为，汇率取决于一国的出口和进口，出口取决于外需、两国相对价格，进口取决于内需、两国相对价格，即两国相对收入和通胀率决定了汇率。
利率平价理论——反映外汇的投机功能
外汇交易中很大部分是“投机”行为，而投机行为更关注利率，这就诞生了利率平价。该理论认为一笔资金投在两国，最后收益率应该相同。利率平价理论分为套补的利率平价和非套补的利率平价。前者含义是汇率的远期升水率等于两国利差，后者认为预期的汇率变动等于两国利差，可见其差别在于是否在远期市场做抛补动作。
其他汇率理论主要在上述三种理论基础上做延伸，代表性的理论有：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表明，经济增速越快的国家，可贸易部门工资水平越高，并带动整体物价水平上升，从而引起实际汇率升值。这是购买力平价的一种延伸。
“汇率超调理论”认为，贸易失衡需要其中一国商品变贵来解决，物价和汇率都可以实现这个目的，但由于物价调整缓慢，汇率调整迅速，因而外部冲击出现后，短期内会通过汇率超调的方式来吸收冲击。这是国际收支理论的一种延伸。
“汇率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持有外国货币不仅应该关心利率，还要关注风险。这是对利率平价理论的一种延伸。
2 汇率决定因素：短期与长期
汇率本质上是两国货币之间的一种关系，可能是比价、替代等等，也是大类资产配置的一种，投资者在两国货币之间的进行选择，考虑不同货币在不同国家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中的回报率存在差异。
影响汇率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古典汇率理论所强调经济基本面的的变化，主要包括通胀、经济增速和货币供应量等变量，这些因素主导了汇率的长期趋势。
第二类为国际金融理论所强调的外汇市场上供需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币值波动，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套利、投机和避险等需求对一国货币带来的需求变动，对应的是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动，以及本币的国际化程度等。
在开放经济中，第一类因素和第二类因素具有相同的指向，但是对于大多数经济体而言，资本的自由流动往往会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弱化和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对本国经济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三元悖论下，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通过对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监管，减少第二类因素对本国汇率和资产价格所带来的冲击，从而带来汇率短期与长期趋势的背离。
第三类影响因素来自行为金融理论所强调的微观交易主体认知偏差所导致的市场异常波动。从历史上看，第三类因素多属于“黑天鹅”事件，出现概率较低，但是对于市场的影响巨大。但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发展，一些大型的对冲基金运用金融衍生品所能够支配的外汇资源已经足以匹敌国家，甚至在特定环境下能够与主要经济体相抗衡。另外一方面，伴随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使得顺周期的“羊群效应”更加凸显。这些新变化使得市场情绪对于汇率的影响常态化，“黑天鹅”逐渐演化成“灰犀牛”，加大了货币当局实现汇率稳定目标的难度。
2.1 物价稳定有助于汇率的长期走强
长期来看，温和而稳定的通胀有助于维系本币币值的稳定。
1964年-2017年间，21个发达经济体名义有效汇率与CPI同比相关系数达0.81，即通胀低则汇率强，通胀高则汇率弱。1964年以来，平均通胀水平低于美国的发达经济体，有瑞士、日本、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和德国，这些国家汇率是非常强劲的。
发展中国家货币普遍弱势，主因是这些国家长期高通胀。1964-2017年间，10个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平均通胀水平为71%，中位数为27.7%，而同期10个代表性发达国家平均通胀水平为4.6%，中位数为4.2%。本世纪通胀水平总体较低，但平均来看发展中国家仍高很多。2001-2017年，发展中国家通胀平均值为7.5%，中位数为7%，而发达国家通胀平均值为1.8%，中位数为2%。
2001-2017年，中国平均通胀为2.3%，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近。因此，只要中国不发生危机，稳定的物价是对人民币最有效的支撑，从历史来看，几个大型发达经济体之间货币虽有波动，但幅度明显小于发展中国家货币。放一个相对长时间来看，赶超型经济体货币往往有升值潜力。
2.2 “有质量”的贸易顺差有助于汇率升值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贸易顺差。很多人将贸易顺差作为看多人民币的主要理由。从日本、德国等熟悉的案例来看，长期贸易顺差确实有助于一国货币保持强势。但是我们也看到，部分资源国主要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维持其长期贸易顺差，这些国家汇率往往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较大，往往剧烈波动并伴随长期贬值。
1980年以来，较长时间维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荷兰、捷克、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日本、新加坡，伊朗、印尼和中国，维持顺差时间在10-35年之间。整体来看，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的经济体货币都有不同幅度的升值，如德国、日本、荷兰、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而出口结构单一，过渡依赖铁矿石、有色金属、石油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的资源国，货币表现普遍偏弱，这其中包括印尼、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阿根廷和巴西等。
长期贸易顺差国中，资源国表现弱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不稳定，易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二是国内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消费品大量依赖进口，容易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两者共同作用使得这些国家频频陷入高通胀和经济危机。印尼、俄罗斯和阿根廷在贸易顺差时间段内，平均通胀分别为10.5%，41%，8.8%。而且曾经都发生过经济或金融危机，其中印尼于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俄罗斯1998年发生债务危机，阿根廷于2002年债务危机。考虑到中国发生高通胀和危机可能性偏低，贸易顺差将继续支撑人民币汇率。
2.3 本币的国际化程度提升有助于稳定币值
如果一国货币是国际货币，该国货币天然更坚挺，一方面是新增需求；另一方面，一国维持国际货币的意愿也是一种激励。美元，日元，欧元，瑞士法郎，英镑都是常见的国际货币，这些国家货币也是世界上最坚挺的几种货币，这些货币之间虽有波动，但幅度总体不大。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开放进程加快，满足了很多外国央行等机构对日元的“刚需”，日元国际化程度明显加速，直到89年左右达到顶峰，期间日元快速升值。90年后，尽管日本泡沫破灭，但日元依旧升值到95年，跨境贸易中广泛用日元结算，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无疑有助于日元表现。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将得到支撑。一方面，随着跨境贸易中广泛使用人民币，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扩大，海外会有许多“新增”的人民币需求，包括贸易和储备需求。另一方面，国际化的激励，将促使中国政府营造一个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环境。
3 汇率决定因素：内因与外因
两种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来自两国之间经济、贸易、金融和政策等多方因素的互动。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相对强弱确实是影响全球汇率走势的重要外部因素，但是对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的经济体而言，内因对汇率走势起更重要的作用：转型成功，则汇率走强；转型失败，则汇率走弱。
3.1 美元是影响汇率的外部因素
在美国加息周期，美元是否进入升值周期存在不确定性，除去本轮加息，过去5次美国加息周期中，只有2次带来美元升值周期。但是，两轮美元升值周期中，各国货币普遍贬值，鲜有例外。因为美元指数由发达国家货币构成，如果连德国、日本和瑞士这些“传统强队”都弱于美国，新兴货币只能更差。因此，如果相信美元继续升值，那么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反之，如果认为美元牛市到头，则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是暂时的。
美国加息不等于美元升值。历史告诉我们，除去本轮之外，美国5次加息周期，只有2次带来美元升值周期。1980年以来，美国有过5次加息周期，分别是7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末，90年代中后期，2004-2006年。可以看到，5次加息周期中，只有两次导致美元明显升值，另外三次加息周期中，美元反而出现贬值。加息周期不一定带来美元强势周期，主要原因在于，美元是一个相对价格，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表现，另外，利率也并非影响美元的唯一变量，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天然有贬值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两轮美元升值周期中，各国货币普遍贬值，鲜有例外。美元两次升值周期发生在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这两次是比较强势的加息周期，第一次是治理超高通胀，第二次是遇上新经济时期。1981年-1985年间，日元贬值25%，英镑贬值100%，瑞士法郎贬值40%，加拿大元贬值10%，澳元贬值25%。新兴市场在80年代则普遍陷入危机。
1996-2001年间，所有发达经济体货币均兑美元贬值，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幅度更大（固定汇率制经济体除外）。其中日元贬值25%，瑞郎贬值40%，英镑贬值10%，欧元贬值30%，加拿大元贬值20%，澳元贬值30%。亚洲“四小虎”货币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出现超大幅贬值，巴西俄罗斯阿根廷相继发生危机，印度卢比贬值40%，土耳其里拉从0.06贬到1.5。
为何美元强势周期中，各国货币普遍贬值？因为美元指数由发达国家货币构成，如果连德国、日本和瑞士这些“传统强队”都弱于美国，新兴货币只能更差。因此，如果相信美元继续升值，那么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反之，如果认为美元牛市到头，则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是暂时的。
3.2 金融周期下半场通常伴随货币贬值
一国汇率的供求不仅受到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样也受到国内信贷扩张与收缩、资产回报率涨跌等金融因素的影响。在金融周期下半场，经济进入去杠杆阶段，信贷收缩，房价回调，需求下行，过剩资金转而向外流出，带来货币贬值压力。
美国：金融周期下半场发生金融危机，美元贬值
美国在40年的时间经历了两轮金融周期，金融周期达到波峰的时间分别为1989年1季度和2006年4季度，分别对应美国近年来的两次金融危机，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经济增速下行甚至转正为负。而在其对应的金融周期下半场阶段，美元指数在1989-1991、2006-2008均进入贬值通道。
欧洲：金融周期下半场发生金融危机，欧元贬值
对欧盟来说其金融周期达到顶峰的时间为2008年4季度，略晚于欧洲银行业危机发生的2007年，但早于2010年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两缺口指标表现不佳，早在2005年3季度，房地产缺口已经转正，而信贷/GDP缺口直到2008年3季度才转正，二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步。在此期间，欧盟GDP大幅下跌，经济陷入衰退，而欧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行。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周期对汇率有内在影响，在金融周期下半场，资金流出将带来货币贬值压力。中国目前处于本轮金融周期的顶峰，由于表外收缩和影子银行业务收缩，社融大幅下滑，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处于历史低位，应高度重视金融风险暴露，处理好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之间的平衡，在增加内部转型紧迫感的同时，积极营造外部环境和争取时间窗口。
3.3 能否转型成功是汇率的长期决定性因素
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的国家，影响汇率的边际的决定因素往往是经济换挡的成功与否，而非美元因素，这一特征无论是在转型成功的日本，德国，韩国，台湾等国，还是转型失败的马来西亚，其决定因素都来自于自身。这些国家汇率表现有三种结果：一是经济增速换挡成功，汇率升值，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案例显示了这一点；二是经历危机后经济增速换挡成功，汇率先贬后升，韩国案例显示了这一点；三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汇率大幅贬值，墨西哥、巴西和菲律宾案例显示了这一点。因此，未来人民币走势和中国经济能否成功重启改革并实现增速换挡有关。
3.3.1 跨入高收入阶段、增速换挡成功的各经济体汇率普遍升值
日本增速换挡期：汇率升值
日本经济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日本1951-1973年间开启经济高速追赶，实现了23年年均9.3%的增长，1974-1991年的18年间实现了年均3.7%的增长，属于中速增长阶段。
期间日本经济增速虽然下台阶，但日元仍表现强劲，名义有效汇率升值约60%。有趣的是，日本经济增速换挡期后，日元升值速度一点都未减缓，日元在1978年以后继续快速升值，直到1995年，升值才告结束。
德国增速换挡期：汇率升值
德国经济增速换挡发生在1965年前后。德国经济在1951-1965年间实现了15年年均增速6.6%的快速增长，1965年人均GDP达到9186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68.5%，到达增速换挡的阀值区间。1966-1972年经过7年年均4%的增长后，步入低速增长区间。
图19和图20显示期间的德国GDP增速和汇率表现，可见，期间虽然德国经济明显减速，但德国马克表现抢眼，期间升值约50%。和日本一样，增速换挡后，德国马克依然处于快速升值的阶段。
中国台湾增速换挡期：汇率升值
台湾经济增速换挡发生在1985-1993年间。1951-1989年39年间属于高速增长追赶阶段，年均增速高达8.8%，1989年人均GDP达到9538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41.4%，到达换挡的阀值时点。1990-2010年间平均增速5.1%，进入中速发展阶段。
1985-1993年经济换档时期，虽然台湾经济出现减速，但新台币兑美元汇率仍然持续走强，期间累计升值幅度约40%，名义有效汇率稳中有升，期间累计升值约20%。
韩国增速换挡期：货币先贬后升
韩国经济增速换挡发生在1992-2003年间。1961-1996年间实现了36年年均8.8%的高速追赶。1996年人均GDP达到12860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51%。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1年以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01-2010年年均增 速5%。
图23和图24显示期间的韩国GDP增速和汇率表现，其中，1992-1997年间是换挡期的上半场，政府拒绝经济减速，刺激并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汇率大幅贬值，1997年后，主动改革，换挡成功，汇率稳中有升。
3.3.2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汇率普遍贬值
墨西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期：货币持续大幅贬值
墨西哥毗邻美国，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均处于世界前列。按常理，应该最能有效承接美国产业转移，实现高速增长。墨西哥确实经历了这样的高速发展阶段，1961-1981年间维持了年均6.8%的高速增长。
但1981年后，墨西哥经济换档失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981年墨西哥人均 GDP为3556美元（同期韩国人均GDP只有1846美元），但到1996年墨西哥人均GDP竟只有3547美元，较1981年所下降。同期墨西哥比索出现超大幅度长期贬值，墨西哥比索从1981年的0.02贬值到2000年的9.47，中间几乎没有像样的反弹。
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期：货币持续恶性贬值
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普遍经历了高速增长时期，但80年代这些国家集体陷入债务危机、恶性通胀，巴西是拉美最大国家之一，我们重点通过其表现来了解拉美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期情形。
巴西在1950-1980年间，维持了长达30年年均7.4%的高速增长时期，但80年以后巴西换挡失败，1981-1992年间，巴西年均增速仅1.4%。80年代期间，巴西经历了两次严重的货币贬值，原货币克鲁塞罗汇率由1984年的2846急速贬值到1986年11310，1987年随经历币制改革，使得贬值有所好转，但90年代初再次出现恶性贬值，直到1995年巴西实行财政制度改革，发行新货币雷亚尔后，巴西汇率才趋于稳定。
菲律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期：货币持续大幅贬值
菲律宾在1961-1980年间维持了年均5.4%的中高速增长时期，但80年以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981-2000年间20年间，菲律宾年均增速仅2.3%。追赶失败后，菲律宾货币持续大幅贬值，1981年-2000年间，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从7.6贬值到50，中间几乎没有反弹。
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的案例显示，转型成功的国家货币将继续稳中有升，而韩国换挡上半场和墨西哥、巴西和菲律宾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案例显示，转型失败可能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对中国来说，经济能否换挡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换挡不成功，可能会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危机并导致货币大幅贬值。而如果换挡成功，中国将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而人民币升值也将是主基调。
4 人民币汇率走势研判
2018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及一篮子货币波动幅度加剧，在经历了一轮强势升值后逐步维持双向波动态势。而自4-6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震荡贬值趋势，近日人民币兑美元更是快速贬值，6月19日单日贬值达1%，并在随后连续贬值，累计跌幅超过3.5%。截至6月28日，在岸、离岸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纷纷跌破6.63、6.64，至此抹平2018年以来全部涨幅。我们认为本次人民币的贬值主要受到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中美贸易冲突、美元指数短期反弹、全球资本回流美国五个方面的影响。
4.1 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国货币边际宽松，美国加快加息
通胀预期抬升，美联储加快加息。当前美国经济数据强劲， 5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22.3万人，显著高于预期，失业率降至十八年以来新低，就业市场接近饱和。消费信心仍处历史高位，通胀压力抬升，5月PCE及核心PCE物价指数分别触及2.3%及2.0%，其中核心PCE六年来首次触及美联储2%的目标。在此条件下，美联储对未来经济前景乐观，上调GDP增速及核心PCE增速预期而下调失业率预期，同时加快加息速度，预计2018年内共加息四次。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中国货币政策结构性边际宽松。进入2018年以来，央行采用扩大MLF抵押品、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0.5个百分点等措施来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近召开的第二季度例会已经明显说明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放松，“松紧适度”、“合理充裕”的说法进一步确定下半年“宽货币”的基调。此外，结合自今年2月份以来三次降准，力度逐渐增加、结构性引导的加强，未来央行“宽货币”政策力度会不断加大。
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伴随当前我国外汇政策维持中性，外汇市场供求、跨境资本流动基本保持平衡，货币政策将更加关注内部矛盾。我国目前处于增速换挡期，M2增速也处于历史地位，加之我国处于2009年以来第一轮金融周期的顶峰，需防化重大金融风险，若贸然跟随美国加息，则可能造成市场流动性紧缩，刺破房地产市场，从而引发一系列不好的后果。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使得中美利差减小，从利率平价理论的角度来看，资金将流出中国，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强。
4.2 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中国经济正站在产能新周期底部和金融周期顶部。经过2010-2015年市场自发去产能，叠加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查，中国产能周期触底，产能出清充分，制造业投资增长4%-5%左右持续筑底，企业盈利和资产负债表持续改善。金融去杠杆，监管加强，流动性处于历史底部（见报告《中国流动性过剩转为短缺：概念、层次及度量》），金融周期最困难的时期或许还未到来。1-5月份社融新增7.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1.45万亿元，增速创历史新低；利率偏高；库存继续去化；财政整顿，基建投资增速下滑；但通胀方面CPI持平，PPI上行，短期无忧。
美国经济边际过热，高位筑顶。我们认为经过9年的经济扩张，当前美国经济数据强劲，就业市场接近饱和、失业率创18年来新低，通胀压力抬升，消费信心仍处历史高位，经济逐步走向过热。利率的进一步抬升将打压美股估值，长期来看抑制实体企业投资，尽管特朗普税改、贸易保护等举措将延长美国经济景气度，但当前美国经济已高位筑顶。
从购买平价角度来看，中美经济不同步促使两国货币相对购买力发生变化，中短期内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4.3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伴随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逆差282亿美元，5月出口同比12.6%，与前值12.7%基本持平；进口同比26%，高于前值21.5%。伴随外需边际下行背景下，出口基本稳定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冲突扰动导致提前出口。5月贸易顺差249.2亿美元，较4月283.8亿美元收窄；1-5月贸易顺差同比减少26.1%。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带来的不仅是中国贸易顺差缩窄，同时扩大了金融市场波动性，扰动市场避险情绪，居民结汇意愿提升，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强。
我们在前期中报告中反复强调，“中美贸易冲突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6月30日和7月6日为美国对中投资管制的公布日和加征关税的实施日，市场密切关注贸易冲突的进一步走向。
4.4 美元指数反弹，非美货币纷纷贬值
2018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从88-90的震荡区间向上突破，快速走高。自四月初90.03上涨5.2%至六月底94.68，恢复到2017年年底水平。本轮美元指数的快速上升主要受到四点因素驱动：一是对前期美元指数超跌的修复；二是美国基本面经济数据持续向好，叠加特朗普减税和或有基建项目刺激资本回流；三是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加息速度加快；四是欧日经济意外疲软，货币正常化之路受阻。美元指数的走强，导致非美货币相对美元纷纷贬值，4月初至6月底，欧元兑美元、英镑兑美元分别贬值6.2%、6.6%，日元兑美元贬值4%。在非美货币纷纷贬值的条件下，人民币同样对美元贬值超4%，但相对其他货币来说仍具韧性，CFTES人民币指数整体而言波动上行。
尽管特朗普税改、贸易保护等举措将延长美国经济景气度，但当前美国经济已高位筑顶，本轮美元指数上涨为短期反弹，暂不具备长期趋势。伴随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引发贸易摩擦以及2018年共和党中期选举增加政治不确定性风险，短期内美元指数波动幅度或将增大。
4.5 美元走强、特朗普减税和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资本加速回流美国
进入2018年以来，美元走强，特朗普政府对外施加关税、对内减税刺激经济，增加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同时伴随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地缘政治局面紧张、全球流动性进一步收紧等因素发酵，金融市场波动性逐步加剧，新兴市场股市、汇市普遍大跌，VIX恐慌指数大幅上扬，市场避险情绪进一步提升。2018年1-4月国际资本净买入美国证券1612.8亿美元，同比提高70%。资本的加速回流一方面进一步提升美元指数，另一方面使得人民币贬值压力抬升。
综合短期内市场供求来看，当前人民币外汇市场供求、跨境资本双向流动仍基本平衡，叠加外汇储备维持充裕稳定，央行退出常态式干预，外汇管理恢复中性，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将更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在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贸易顺差缩窄、资本流动放大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追求“有质量”的出口才是长远之计。尽管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贸易冲突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需警惕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带来的影响，警惕市场形成单向预期，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或将在有限的贬值行情下双向波动，而兑一篮子货币仍将保持基本稳定的双向波动趋势。
5 人民币汇率走势总结：四大支撑，四大压力
综合前面分析，人民币当前面临四大支撑和四大压力。
四大支撑是经济韧性强、物价稳定、系统性风险得以控制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增强。影响一国币值的长期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物价、货币供应量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在过去50年间，最强的货币是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是物价最稳定的货币。此外，大国和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普遍较为强劲。
四大压力：一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二是中美贸易冲突，三是金融周期顶部，四是经济增速换档阵痛导致的贬值风险。其中第一、二个是外部因素引发的潜在压力，第三个是影响人民币短中期的内在压力，第四个是黑天鹅，但鉴于市场存在这种担忧，因而也要求有一定的风险补偿。
从短期看，我们判断人民币兑美元延续有限贬值区间下的双向波动趋势：当前人民币汇率快速走低主要由外部因素及市场情绪引导。从外汇市场看，市场供求、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基本平衡，外汇政策逐步回归中性。从经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底部和金融周期顶部，前者决定了经济L型的韧性，后者决定了去杠杆的融资收缩。从外部看，当前世界经济主要形势是金融周期收紧、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关注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美联储对经济前景乐观加快加息，经济正高位筑顶，欧洲处于经济新周期复苏初期，利率仍处于极低水平且预计在2019年之前不会加息，短期“美强欧弱”局面不会改变，叠加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美元短期反弹行情或将延续一段时间，同时波动性加剧，应警惕外汇市场发生顺周期行为，导致单边贬值预期。
从长期看，我们判断人民币有升值基础：一是通过对外开放、放开行业管制、降低税负、国企改革、鼓励创新等推动政令畅通的新一轮改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提升企业盈利以及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二是经过增速换挡，中国经济正处在L型的一横，未来潜在增长率在5%-6%之间，仍大幅高于美国的2%左右，宏观资产回报率在全球仍然较高；三是政府采用“宽货币+紧信用（严监管）+强改革”组合，通过降准和鼓励资产证券化来实现表外回表、非标转标，通过资管新规、财政整顿、控制国企负债率、传统产能过剩行业限贷等化解结构性债务风险和去杠杆等防范化解重大潜在风险点；四是人民币国际化地位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为人民币强势地位提供支撑。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