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进入低增长，甚至有些国家出现负增长；技术进步在加快，影响着财富和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严重。
周天勇：全球经济复苏难在哪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总体衰退趋势，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几乎全部下降。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都在衰退，中国经济也从2007年14.2%的增速降到去年的6.7%。尽管目前美国经济表面上正在“强劲”复苏，中国经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宏观经济总体上长期向好，但是，世界经济走向“双引擎”增长格局，并未改变整体上仍处于深度调整的分化趋势。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全球经济为什么衰退？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如何引导世界经济走出下行轨迹？相关研究和文献很多，但总体上不尽如人意，毕竟以文件去论证文件，既不太令人信服，又缺乏经济学的逻辑解释。学理支撑不足的中国方案提出后，尽管得到一些赞同，但是，世界经济学界尤其是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不同意见，比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曾表示：“在没有充足的需求的时候，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会促进增长。很多供给侧无效的改革，比方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都是失败的。”
为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至今十数年仍未走出衰退泥沼？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后，各主要流派开出的“药方”为何难以奏效？背后或许是世界发生了根本性格局变化，以致需求管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在内的主要政策主张，或各种政策组合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拉动作用。
当今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格局性变化？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进入低增长，甚至有些国家出现负增长；二是技术进步在加快，影响着财富和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总体上未来是增加就业还是收缩就业，还是未知数。
前者造成现有宏观经济分析暗含的人口稳定增长假设不成立，导致使用人口总量稳定的方法来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的相关政策难以奏效。后者直接带来的是收入分配不合理，但由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单纯减税的供给学派政策增加总供给后，却没有足够的总需求相对应，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难以短时间内实现全球出清。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有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重点关注上述两个比较重大的世界格局新变化。
世界经济长周期中遭遇两个市场失效
首先是人口再生产调节的市场负作用与萨伊定理的失效。实际上，人口在农业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前期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都很高，但总体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上升状态；但是，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开始直到后工业化阶段，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增长形势开始向下，一直滑到非常低的增长率水平，人口增长的上行和下行分界线十分明显（图1）。
图1 人口增长的模式转型
人口增长率预测，以前人口都是千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现在主要经济体国家都降到人口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千分之四五，下降非常快。人口总和生育率有一个数字是2.1（妇女终身生育的平均孩子数）。一般来说，保持2.1这个更替水平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有利于达到人口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如果大于2.1，总人口是上行的，反之则下行。经过测算，我们发现，人口增长率有个“门槛阈值”是0.75%，即如果人口总和生育率小于2.1，人口增长率就低于0.75%。从世界人口增长的态势上看，全球人口增长率在2030年前就会低于0.75%的门槛阈值，总人口未来必然会下行（图2）。倘若去掉生育受宗教影响较大的伊斯兰国家，当前世界人口增长率或许已经低于0.75%。
图2 世界人口增长率及预测（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实际上，即便人口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也不会立刻刺激经济，一般要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期，比如，我们对中国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虽高度相关，但滞后时间也在20年左右。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有效需求应该既要有消费欲望又要有支付能力。新增人口刚生下来是潜在的需求，但由于不能和货币结合，不能算是完全“独立”的有效需求。20年以后，这部分人口有了收入，就会成家立业、增加买车买房等消费，变成了有效需求。所以，从需求侧来看，新增消费需求可以大致看成是由新进20岁左右人口×平均工资等收入×消费率构成；而从供给侧来看，新增GDP也可大致看成是由新进20岁左右人口×劳动生产率构成。
这样，只要人口保持平稳速度增长，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新进入社会劳动人口就会保持平衡，即使宏观经济整体由于外部冲击、心理预期等因素影响，出现波动，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凯恩斯政策是有效的，也能“熨平”经济波动。倘若出现较大幅度通胀，以管货币为主的货币中性政策也会发挥抑制通胀作用。
同样，如果人口保持高速增长，总需求会随成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扩张。如果全社会供给能力没有显著提升，还会出现原有生产能力满足不了需求的情形。这时，通过减税等扩大生产的供给学派政策，的确会产生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效果，萨伊定理总体上也是成立的。
但是，当人口处于下行阶段，全社会总消费的边际需求就会递减。倘若当前的总生产能力不做出调整，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总需求的边际递减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出清能力必将滞后于总需求的边际递减。这时，如果不从结构上做出调整，单纯地增加社会供给，就会出现所谓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失效情形，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自然不会发挥功效。
人口下行中，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还会进一步恶化宏观经济总体形势。这是因为当人口结构朝着老龄化转变，虽然经济主力人口消费率比较高，但老人消费率比较低，所以，越是老人多，收入的边际消费率越低，对总的最终消费品需求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还有，人口死亡率提高后，老人去世留的房子和车增加了供给，变相造成供给相对过剩，因为房子原本老人居住，现在却没有人住了。这种结构性因素的变动，导致传统意义上的需求管理政策相对无效，比如2008年，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4万亿”政策，当时产生了非常好的经济效果，也对中国平稳度过全球经济危机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后来经济增速还是降下来了。虽然下调增速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主动”作为，目的是为了调结构和增加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但是，我们或许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4万亿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平稳下滑，毕竟人口“缺口”是客观存在的。
人口增速下降还与经济高速发展后，抚养成本和养育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有关。这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跌到2.1以下，像今天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就是如此。人口往下降，导致人类再生产本身发生替代收缩的不平衡，即市场机制在长期的过程中有失效的一面。比如，2015年世界人口增长数为9300万，年增长率为1.7%。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人口的增长中，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不到0.5%，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为2.1%。
实际上，主要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按照中国2015年抽样1%的调查数据，实际的生育率是1.05，人口增长率是4.8‰；美国去年是1.84的生育率，人口增长率是7‰；日本、俄罗斯、德国都是负增长；韩国是2‰；整个欧盟低于替代率1.55（表1）。世界经济的主要生产能力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人口长期减少，自然会带来产能相对于需求过剩的难题。
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在人口再生产上的市场机制是有问题的，如果总和生育率降到替代率2.1以下以，再加上滞后20年的作用，经济主力人口总需求的递减，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马上出清，就会出现一种常态性的生产过剩，结果是国民经济向着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的方向变化，这是我们在学理上的一个发现。
其次是收入分配向上流动集中传导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从一个国家的整体收入分配上看，大体可以在企业、个体、政府三大群体之间分配。从收入占全体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看，又大体可以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呈现出金字塔形结构（图3）。
由于个体大多仅拥有劳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主要依据是否参与了生产活动的创造：创造得多，得到的收入就多；参与得少，收入就少；如果不参与，倘若没有再分配机制，就没有收入。与劳动不同，资本技术所有者可以凭借除劳动以外的要素获得收入，再加上智能技术进步，主要国家“机器换人”的深入推进，资本和技术的分配率越来越强（毕竟机器人是不必要支付劳动报酬的），而劳动越来越弱。如果政府再分配掉一部分，劳动分配的比例就越来越少。
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对立关系，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中早已论证。从需求侧来看，资本技术所有者收入分配向上偏倚、劳动向下偏倚的发展趋势，对总需求还构成了额外麻烦，因为边际消费倾向决定了收入越高的群体，消费率反而越来越低，比如，年收入1000万的富有阶层，一年吃、喝、拉、撒、睡可能10万就够了，而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可能只有10万，但8万元钱消费掉了。这就导致资本和技术拥有者收入越高，消费率越低，而劳动者虽然消费意愿强，但收入水平低。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向上流动机制，决定了低收入者消费扩张的速度慢于高收入者降低的幅度，在长期来看，总需求增长速度不会大幅上升。
从供给上看，向上流动的收入分配机制还有扩大投资的冲动，导致总生产能力大于总需求，造成生产相对于需求的过剩难题。由于收入低的群体，绝大部分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投资很少，但高收入者正是因为边际消费率低，剔除必要消费部分后的收入，往往会扩大投资，比如增加储蓄，购买证券、股票，投资房产等。这就造成富人的钱越来越多地进行投资，消费越少；穷人的钱，或者是低收入者的钱，越来越不能进行投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分的越来越少，从而造成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年度失衡问题，即第二年的消费品供给大于消费品的需求，第三年循环往复。
对GDP分配重新认识后，学理上可以很容易发现：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向上流动机制，资本和技术的分配率越来越强，但资本技术所有者收入的投资边际率是高的，但是，低收入者的投资边际率相对较低，收入增长的幅度相对较慢，导致下一个过程中，生产能力创造的比较多，但消费品消耗不掉，收入分配向上流动集中传导，极易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研究过，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工人失业或工资相对过低，最后购买不掉生产的供给部分，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但是，马克思没有强调边际投资率和边际消费率的作用，因为那时候的技术进步也没有现在这么快。实际上，阶层财富逆向“倒金字塔”结构中，边际消费率和边际投资率的不同，致使高收入者通过增加投资促使供给能力扩大，但消费对供给的平衡能力却趋弱。
然而，就全球收入分配的状况来看，分配不均与劳动收入恶化长期没有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例如，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中，2016年全球私人持有的财富增长了5.3%，但其中接近一半财富掌握在最富1%家庭（净资产至少100万美元）的手中。从美国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在实施货币主义的政策、凯恩斯政策扩大就业后稍微有点缓解，但又恶化，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向上的集中趋势是没有改变的（图4）。
根据美联储最近的调查统计显示，美国1%的家庭拥有35.4%的全部财富，另外9%的家庭拥有42%的财富，也就是说最高的10%拥有社会总财富的77.4%。同时，最底层的40%只占有0.1%的财富，剩下的50%占有22.5%，财富的基尼系数达到惊人的0.87。欧洲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小一些，荷兰、法国和德国的数据要好看得多，但底层40%的人也才获得22%的收入，而上层10%的人却获得了23%的收入。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http://www.census.gov。
与收入分配交叉作用的还有人口增长下行因素。正如上文所述，在人口增长上行时期，由于潜在的消费需求处于扩张状态，潜在产出能力的形成有一个滞后时间。这就对过剩问题有缓解作用，但是，在人口增长平行或者下行期，这种生产过剩造成的衰退就凸显出来。例如，尽管美国人口增长率比欧洲要好，但为什么会衰退？除了它的人口下行，更大的问题是收入差距问题导致的生产过剩，比如，从1995-2015年，美国贫困人口总数整体上是持续增加的（图5）。
数据来源：美国路易斯联储分行。
在人口爆炸性增长阶段，上述困难可以得到缓解，因为从工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后期，受文化、自然经济、习惯等因素影响，生活成本低，工作好找；人口流动性低，机会成本比较小，妇女受教育水平很低，人力投资成本很低，都比较符合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因此，人口爆炸性增长阶段，总需求边际递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整个经济增速会比较快，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的东亚等国家和地区。
只是进入工业化阶段的高增长时期以后，一旦到了人口下行阶段，服务业扩张后，速度就降下来，这在学术上也被称为“鲍莫尔诅咒”，即一旦这个国家的服务业比例开始扩张甚至超过50%-60%，速度就下来了。什么原因？主要还是工业化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劳动成本比较低。
但是，服务业是人操作的，不能标准化，不能规范化，成本太高，比如，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再培养一个同样出色的歌唱家，要比熟练纺织工人培养另一位同样的熟练工人难得多，毕竟资产专用性决定了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可复制性差，标准化生产难度高，成本难以短期内马上就降下来。
经济学家们对过剩和衰退的解释及其解决思路和方案
马克思曾经对生产过剩做过解释。他在《资本论》中认为，造成生产过剩的根源是私有制生产关系混乱，竞争性决策带来的只能是经济衰退，解决办法是将生产资料统一供应，目的是为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进行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以便解决资本生产关系下相对过剩的问题。
凯恩斯将短期生产过剩解释为经济周期的一部分，繁荣之后就是回落、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消费倾向——边际消费率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货币的流动性偏好，是储蓄多一些还是拿货币去投资多一些等等。凯恩斯认为，生产过剩是这三个心理因素引起的，一旦预期未来投资不好，消费者就愿意自己储备货币而不愿意消费，最后导致生产过剩和投资不足问题出现。在此基础上，他开创形成了宏观经济学，但由于其治疗政策直接从马歇尔理论跳过来，缺乏微观基础的政策理念和现实经济有很多矛盾之处。比如经济衰退时期，私人不愿意花钱投资，为了把周期抹平，政府就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基建投资等方面支出，以便最终实现扩大就业和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凯恩斯政策确实使得战后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了十多年，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1973、1974年发达国家出现了全球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凯恩斯扩张性政策的必然结果。
面对恶性通胀，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生产能力长期由资本技术决定，而不决定于货币。货币是一个稳定的函数，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所需要的货币、股票、价格、汇率等，它和生产集体的变化关系不大，因此，即便短期内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使经济稳定，但长期经济增长没有作用。于是，他们提出中性货币政策，强调要放开市场，以通货膨胀的速度管住货币。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弗里德曼的提法主要在德国效果比较明显，这是因为德国战后婴儿出生率比较高，倘若使用凯恩斯扩大总需求的扩张性政策来重建德国经济，弄不好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膨胀，但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冲力是存在的，欧洲国家财富向上流动向上集中，由于当时其工会和社会保障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货币主义能比较容易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货币主义没有解决凯恩斯经济学的困境，即流动消费偏好、投资预期以及流动性偏好引起的经济危机，而马克思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不合理，资本所占比重太多了，劳动分得太少了，最后导致生产出的商品消耗不掉。随着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尤其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普通劳动者生活水平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是，随着时代向前发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并存的问题（也被称为“滞胀”），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还是货币主义政策都无法提供有效政策加以解决，于是，供给学派经济诞生了。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从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的问题，增加储蓄和投资，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可以自动恢复。客观来看，供给学派相关政策经过美国里根时代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时代的实施，也的确带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兴。
为什么供给学派政策观点会起到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劳动、资本要素供给数量的边际报酬率。如果政府税收太多，报酬率就下降，投资者就不愿意投资，劳动者甚至不愿意参加工作，而宁愿去领政府的失业救济金。所以，供给学派认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以实现市场要素的供需均衡和有效利用。他们提出要减少社会支出，主张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投资，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鼓励劳动者参加工作，提高工作意愿。企业投资扩张以后，生产能力就会扩大就业，创造出来的产品也能抑制通货膨胀。普通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后，收入水平和消费欲望提升，总供给和总需求也会平衡，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自动瓦解。
但是，在我们前面提及的总人口下行和收入分配向上流动机制的两大问题下，供给学派解决不了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衰退困境。一是因为里根政策实施后，减税政策相当程度上有利于资本技术所有者，它的财富实际上是向上流动的，导致美国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穷人数量也不断增加。二是在人口下行背景下，萨伊定律是失效的。这是因为总人口减少后，总需求将不断压缩，减税后生产能力扩张，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过剩局面不仅不会好转，而且还会恶化，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所以说，萨伊定理在人口上行阶段是成立的，而在在下行阶段不成立。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前三种理念和工具的整合，今天，特朗普在国内采取减税政策就是供给学派的办法，扩大基建投资是凯恩斯的办法，对外是反经济自由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总体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大杂烩和混合物，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单纯使用一种货币主义的办法或者财政政策的办法，但是，即使特朗普的这些政策实施，它的后果会怎么样？减税是不是让收入更多的资本获得？倘若真是如此，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或许并不理想。
另外，就是面临机器换人的挑战。比如，美国零售业有1600万人就业，但现在大超市正在不断采用机器人替代售货员。如果全部普及会减少700多万人就业。所以，即便特朗普最后在制造业上能创造出就业，但这些新增就业或许只能抵消服务业消失的从业人口，政策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治理全球衰退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全球经济面临人口下行和新技术使用下收入差距扩大的两大格局，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组合才能走出衰退阴影？新思路和新方案又有何不同？需要深入分析。
尽管全球经济的总体变化上，资本和技术创造财富的力量更为强大，财富和收入具有向上流动和集中趋强的特点。但在不同国家，人口和收入分配并不完全相同，即便发达国家的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都在普遍下降。从美国来看，引起衰退的因素的重要性上，收入差距第一，人口下行第二；而从欧洲和日本来看，生育和人口下行第一，收入差距第二。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在上行，但收入分配差距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即便印度也是如此，尽管增长速度未受到其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影响。什么原因呢？因为收入分配向上流动机制导致的生产过剩把人口上涨的总需求扩张给平衡掉了。
发达国家在人口向上增长的时候，生产过剩问题并不总是很严重，即便出现危机也能在相对较短时期内度过危机，但是，一旦处于下行就会出现时间持续很长的危机，比如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就是如此。日本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安倍经济学”中超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龄少子化后，获得收入的人口不断减少。可以说，一个政府可以印出货币来，但印不出劳动者，印不出到企业、事业单位去就业、拿货币的人，很简单的机理在这里。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双并存”的局面，政策实施的难处则表现在：刺激总需求的方式解决不了过剩问题；仅从供给侧调整，比如普遍降税可以提升供给效率，但会形成更大的过剩；如果仅仅去产能，又没有替代项，衰退会更加严重；货币主义政策更是解决不了前述“成本机制调节人口再生产过度收缩”和“分配结构失衡传导的过剩和衰退”的两个市场失效。
中国近年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还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论坛。很多学者专家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展了长期的研究。但是，就新供给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的区别，还是要理清楚，主要表现在：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萨伊定律是铁定的，但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萨伊定律不起作用，自由的市场机制有两个失效；
第二，传统的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认为总供给出问题了，但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是总需求出问题了。这就决定了倘若仅仅改善供给状况，在两个失效没有解决或缓解的情况下，问题会更加严重。但是，怎么解决总需求问题，不能从总需求角度来解决，必须从供给侧着手，从总供给侧结构改革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这就是我们新供给经济学和传统供给经济学的区别，我们将其称为“新结构宏观经济学”。
新结构宏观经济学解决总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并存的困境，肯定不能回到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因为产权结构不清晰自然会带来道德风险、“公地悲剧”，也会带来内部人控制、交易成本、最小付出和最大收入的怠工等等低效率。计划经济中，信息成本及真伪、各层次利益不一致、行为的随机性不确定性、未来的不可准确预测性等等研究成果，也决定新供给经济学不能回到计划经济去，即便出现网络、大数据和极速计算等新技术后，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或许也不可取，毕竟新技术只能计划机器而不能“计划”人的思想。委内瑞拉的实践经验就证明搞计划经济的危险性，市场经济方向和各种所有制并存的发展方向应该坚定不动摇。
新结构宏观经济学政策组合的思路就是在着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的政策配合，即用供给侧着眼、着手发力，解决全球性总需求不足问题，用供给侧发力的方法，寻找和拓展需求能力。供给侧发力主要是将狭义的“政策工具”扩展到“促进结构转型”，要求结构调整一定按照市场化推进，形成合理分配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政府的作用只是促进而不是管理，不是要调整产业结构类型。政策工具是为了解决凯恩斯主义“后遗症”，使企业休养生息。也就是说，供给侧改革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劳动者收入两方面同时发力，政府在弥补市场失效基础上，出台平衡人口再生产的需求侧政策。
首先，要在全球人口观念和人口政策上一定要实施重大的调整。这是全球发达国家都面临的共性问题，像新加坡人口生育只有0.8，过若干百年，这个民族就没有了，还谈什么过剩和总需求不足问题。韩国也是如此，按照现在的生育率到最后只剩一位韩国人，也不过区区几百年。解决供给侧结构的问题，首先要克服市场机制下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问题，采取切实政策降低生育孩子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努力要把人口生育率保持在2.1这一警戒线上。目前全球人口出现分化趋势，针对低收入国家的高生育率和人口高增长率，应该采用经济的办法，比如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提升城市化率和人口流动，主动把人口降下来；而对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人口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一定要想办法稳定在生育替代率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其次，要从需求财政扩张管理转向供给侧减税工具。凯恩斯主导政策的一个后果是，国民经济宏观税费负担率上升。企业税负率上升，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税负率上升，抑制了企业的投资，就业的增加，结果可能是“滞胀”。当一些国家经济下行时，需求疲软，物价低迷，企业的高税费转移的空间狭小。减税后企业利润将会增加，也就会增加投资，从而降低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带来的需求增加也将平衡生产过剩，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需求侧管理还要扩大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在实行凯恩斯扩大需求的经济政策时，政策工具要从以往扩大基建的财政政策，更多地调整到扩大消费的方面，如增加教育、医疗、健康、住宅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等方面。这是因为虽然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都存在更新换代和扩大新增投资的难题，但在人口下行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两大格局下，主要还是要刺激消费，努力扩大市场需求，让现存和新增生产能力创造出来的供给能力与总需求匹配起来。这就要求将需求侧的宏观政策主要放在人上，比如除了给企业减税、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外，还应该努力扩大劳动者的收入比重。这样既可以提高劳动力参与创造财富的能力，又可以提高财政投入的消费需求转化率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在消费溢出效应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需求侧政策也要向鼓励人口再生产的财政政策调整。人口下行中，扭转市场失效带来的生育率减少问题，政府政策也要适当调整，以改变供给侧人口再生产条件，比如能否全力推行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义务教育要延伸到入托等，先把这些孩子们养起来，减小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带来的人口减少问题。因此，财政政策一定要加大教育投入，改善供给侧的人口再生产，扩大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全社会总需求。
第三，要管住货币，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发力。货币主义的理念和政策，虽然不能解决长周期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失业和增长速度放缓等问题。然而，仍然要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从“管住货币，放开市场”到“管住货币，供给侧发力”，防止短期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急功近利，以及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带来的“货币战”、“汇率战”和国际经贸摩擦加剧。
第四，要供给侧改革，促进结构的转型。结构不是转到资本有机构成越高、越大的角度，而是要向增加就业和增加收入的角度转型，最终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上的“中小微”、要素结构上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关系上，鼓励总体上替代就业小于扩大就业的技术进步；企业所有制上，鼓励能增加就业的民营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上，鼓励非正规就业，主要是增加就业、增加收入，以增加消费需求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最重要的政策是差别税率或退税政策工具，避免资本和技术生产的过多，劳动参与创造财富能力过弱，最后生产过剩。对于能增加就业的中小微企业要差别税率，不再像特朗普或者是供给学派给所有的企业都降税。比如存在大量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利润率已经很高了，就不应该降税，因为既没有增加就业，生产出来更多的东西又消费不掉，还有过剩之嫌。差别税率的着重点就是企业的就业率有多高，比如，中小微企业提高征税起征点、降低税率的操作是对的，因为这种类型企业的财富向上流动，相关政策操作具有遏制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阶段向上流动的机制。差别政策的主要目标则要满足两个：一是减少失业率，使劳动者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获得收入，避免资本、技术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二是避免资本和技术生产的过多，劳动参与创造财富能力的过弱，居民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能力，不能平衡资本和技术可能主导的供给扩大的现象
注重供给侧体制改革的作用。比如，日本的企业很难搞出共享单车，因为日本各方面的法律限制，它没法做。实际上，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存在一个体制问题，要实施体制方面的改革。供给侧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放松市场准入，改革政府监管方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在降低制度交易成本的同时，增强市场活力、增加投资。各国政府还要明晰、保护产权，激发创业者的创业动力和投资，发挥创业和就业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
治理全球经济衰退还要各国协调行动。各个国家发展状况、发展时期、收入水平和人口转型阶段不尽相同，生产供给能力与潜在的消费需求也不同，未来成长潜力差异的确很大。但是，全球各国必须协调行动，不能像特朗普那样自己保护起来，毕竟让美国制造业回归到底能增加多少就业，会不会又让机器替代了等等，现在看来还不明朗。
从全球人口发展的趋势上，南半球人口往上走，总体上处于边际总需求递增阶段，北半球发达经济体（包括中国）已经处于边际总需求递减阶段，所以，南北必须要协调，让供给与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平衡，形成抑制衰退的全球协调机制。各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分歧，应当在推进贸易投资全球化、自由化、便利化方面来解决，加强贸易投资的全球和区域合作。
总之，在长周期经济过程中，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市场机制的失效：人口再生产的失效和调节分配机制的失效。市场作用发挥得越厉害，人口生产越少，收入分配越往上集中，两个原因共同造成了目前的全球经济过剩和衰退。解决途径要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中，拓展转型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现在研究和提出治理全球经济衰退的方案大多是短期的总量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到人口这种大转型、长周期的因素，也没有考虑到分配阶层结构以及它的边际消费率和边际投资率不同。
所以，我们在“成本机制调节人口再生产过度收缩”和“分配结构失衡传导的过剩和衰退”的两个市场失效中，提出“从总供给侧结构改革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的“新结构宏观经济学”中国方案，或许能对全球经济学理论研究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