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上周末召开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有“股神”美誉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说道：“税收体系不会导致我们的全球业务受损。”
在这次有“资本家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称的大会上，巴菲特含蓄地对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提出了指责，他们一直都在游说特朗普政府和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调低公司税。
巴菲特说道，事实上，一个比公司税险恶得多的“妖怪”正在逼近美国企业，那就是医疗保健费用。有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一直都在集中致力于寻求少缴税，但他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这种费用上去，那样做才是明智的做法，这是因为医疗保健费用正在不断膨胀并“吞噬”这些公司的利润。
在此之前，推进企业税改革已经成为了企业高层心目中的“北极星”，许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把希望寄托到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政策计划上，他试图通过调低企业税税率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但正如巴菲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首席执行官们正在错过一个更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才应该成为他们的“圣杯”。维持美国医疗保健体系——医院、医疗保健组织、医生出诊、处方药、医疗设备、保险公司、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等——的费用在美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这种费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美国企业承担的，并且企业承担的比例还在上升。
这种费用指的并非医疗保险的费用；在整体费用中，医疗保险费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巴菲特的想法似乎是，今天的企业税税率只是一个会让企业分心的因素而已，却并非企业实现增长的真正阻碍。
“如果你回顾1960年前后，那时候企业纳税额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为4%左右。”巴菲特说道。“而时至今日，其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则约为2%。”
他说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企业税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的同时，医疗成本所占比例则已大幅上升。在大约50年以前，“医疗保健费用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为5%，而现在则已达到了17%左右”，他说道。
巴菲特的这番言论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观点之一，提醒人们该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医疗保健体系的基础成本上——这个问题的范畴远远超出了有关“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争论，也远远不只是如果这项法案被废除和取代以后，那么医疗保健体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根据巴菲特的说法，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已经有所下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企业所支付的医疗保健费用——这其实形同税收，只不过名目不同罢了——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企业。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实际上可以说是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讨论了与医疗保健有关的经济学问题；如果各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和国会议员能够听得进去的话，那么巴菲特的这些言论将是可以帮到他们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企业界很可能不该继续重点关注公司税的问题，而是应该尝试“掰弯”医疗保健费用的成本曲线。
“当美国企业谈及竞争力（由于公司税率较高而）受到扼制或类似的问题时，它们所讨论的是一种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已经有所下降的因素。”巴菲特说道。“而在很大程度上需由企业承担的医疗费用则已膨胀起来。”
他说的没错：在1960年，美国企业纳税额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为4%左右，而这很可能随后用于衡量企业负担的最好方式。随后，这个比例稳步下降，在1983年见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几十年时间里则小幅上升，到今天升到了1.9%。
与此同时，医疗保健费用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则已大幅上升，这是跟其他工业化国家中的趋势相背离的。时至今日，医疗保健费用在美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17.1%，相比之下1995年为13.1%。
在德国，这个比例目前仅为11.3%，相比之下1995年时为9.4%；日本现为10.2%，高于当时的6.6%；英国现为9.1%，1995年时为6.7%；中国更是仅从3.5%上升到了5.5%。
这就使得美国企业面临着一种重大的劣势，而这个问题远比税收差异严重得多。据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对于一个四口之家的家庭，美国企业平均需要为其花费12,591美元的医疗保健费用，与2005年相比上升了54%。
“医疗费用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来说形同‘绦虫’。”巴菲特说道。
巴菲特认为，膨胀的医疗保健体系是美国的世界竞争力所面临的真正障碍，而且也是“让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不一致的最大单个变量”。
这并不是说企业税改革就不会对美国公司起到帮助作用了，只是与修复医疗保健体系相比而言就显得作用很小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