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的增速为4.6%，超过了发展中经济体3.6%的平均增速，成为世界经济的闪光点。
“作为一个国际都市以及中国连通性最强的城市，也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枢纽，香港将在‘一带一路’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发挥我们的作用，这种高层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本届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跟中央政府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新的合作协议，将会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让香港充分发挥它支持‘一带一路’的作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月11日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表示。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的本届论坛以“化愿景为行动”为主题，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担当“先行者”的角色，共吸引来自5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600名来自政商届的人士参与。
“近些年来，香港同内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内地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香港加快自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有利于香港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有利于内地特别是中南、西南、东南地区进一步发展，产生1+1大于2的共赢效果。”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
他指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实现香港与内地协同开放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香港作为内地开放的窗口，发挥着为祖国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和促进优势商品出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香港又成为内地优势企业借船出海的重要平台。未来香港不仅能够继续妆点好引进来的重要窗口，更可以打造为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央企参建“一带一路”项目近1700个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进入沿线新兴市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契机，相关项目的推进带动了海外订单的高速增长。
根据中银国际研究部工业板块首席分析师李婷婷预测，到2030年，中国“一带一路”地区合同总投资额将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的市占率将从目前的5.2%上升至25.1%。
“四年来，中国仅央企就参与建设‘一带一路’项目将近1700个，大量公路、桥梁、港口、机场项目有利促进了沿线国家的设施连通，中欧班列开行突破5000列，开通了快捷高效的国际大通道。大型油气、电力项目有效解决了沿线国家资源、能源短缺和输出难题。各类产业园区在马来西亚、老挝、蒙古、印尼等国落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在会上表示。
“总部在深圳、生产基地在惠州、海外业务通过香港的TCL模式，内地企业搞香港上市的腾讯模式，香港科技灵感在内地大展宏图的大疆模式等等成功故事，充分展现了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光明前景。”他指出。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一共41个国家，近三年我们签订了50多亿美元的合同额。我们在115个国家和地区有项目合作，在建项目的规模超过了900亿美元，特别是近三年，在东盟地区，特别是相邻的东南亚国家，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完成了铁路、房建、地铁、公路等项目。” 中国铁建（601186）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凤朝表示。
“自从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我们跟东盟国家的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我们在东盟国家合作的项目总金额已经是230亿美元，在执行的项目190多个，这些领域涉及了公路、桥梁、铁路、城市市政、房地产、工业园区、工业投资，可以说涵盖了所有基础设施领域。”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文岗表示。
他坦言：“‘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以后，借着国家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我们跟东盟国家各个层面的合作伙伴、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机的对接，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开展这些业务。”
港铁轨道+物业模式出海
由于投资周期长、运营和维修成本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都是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然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却是一个例外。成立于1975年的港铁，自1996年就开始盈利，是全球少数几个实现盈利的城市地铁公司之一。
“港铁75%控股是政府，我们在香港是一个上市企业，在香港员工有1.8万人，在海外市场超过2万人。我们的模式成功之处在于将铁路和房地产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在无须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为市民提供价格合理的地铁交通。”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主席马时亨表示。
他透露，在香港，港铁旗下拥有的商场面积有250万平方尺，还拥有50万平方英尺的甲级写字楼，并拥有所有地铁站里面的商铺，大概有1400多间，以及6000多个车位，“除了车票收入以外，这是港铁可以持续盈利的重要原因。”
近十年来，港铁积极向外输出轨道交通＋物业的模式，并将这个模式引入了深圳“天颂”住宅项目。目前，港铁在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获得了铁路营运专营权，并且在澳大利亚投资了港铁第一个国际公私合营项目。
然而，马时亨坦言，并非所有的市场都可以简单复制轨道交通＋物业的模式，“比如我们去年访问过缅甸，想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式在那里能不能做。由于宗教的原因，我们被告知某些地方是不能盖房子的，没有办法完全展开运营。”
同时，在孟凤朝看来，海外项目风险无数，但是主要有三大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
“政治风险就是有的国家权力更迭比较快，特别是在有些‘一带一路’国家，这一届政府定的事，政府换届之后，这个项目就变更了或者说部分实施或者不实施，这种风险是存在的。经济风险就是，有的国家经济欠发达，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就遇到诸多困难，时间拉得比较长，经济效益不确定性就依然存在。安全风险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文化、风土人情以及政局不稳这些情况了解不清楚，实施项目的时候就可能出现一些安全的问题。”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