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0年美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某一天，时间貌似是凌晨1点。老股民父亲和他在美国的亲戚似乎在聊着什么大事儿。我依稀记得父亲对着电话说着什么，“不可能的”，“花旗就是中国的工商银行，是不会倒的”，“低于一块钱的位置就是捡钱”，“对，我投XX万，你帮我看着”。
花旗银行名字的前身是纽约城市银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的它的英文名字叫做Citi。而这家银行和政府并没啥直接联系。与美国国旗扯上关系，主要还是老上海人对外滩十里洋场花旗银行卖相的留下的习惯——当然它也不能叫做星条旗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那样取名字肯定是犯了美联邦的名讳。
只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花旗银行当时达到的最低价也恰恰就是0.97元，而如今花旗银行的价格超过60元——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只是就像大多数投资客嘴上投资的习惯一样，面对风声鹤唳的国际金融形势和当时较为严格的国内资本管制和汇兑成本，父亲并没有在花旗的头寸上下重手，我们家里也错过了这么一个少奋斗20年的机会。
后来一位叫做安德鲁·索尔金的作家写了一部《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专门描述那段金融危机的日子里，系统相关银行的破产不易。
这是也我第一次接触到美股。从此以后，对于A股波动大于美股的说辞，对某些A股被被诟病认为“特有的”制度红利股，我都是一笑了之。
美股有丰富的金融衍生品作为对冲工具，而美股的参与者也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对金融衍生品的掌握更娴熟。所以他们不需要交易所指定规则约束市场的非理性波动——换而言之，美股的波动性并不小。
而其实美股在很多其他层面，与A股很像。
巴菲特老爷子一直推荐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按照巴老爷子的说法，《证券分析》每读一遍，自己都能迸发新的想法，这种状态类似日本漫画家们喜欢在《龙珠》里寻找灵感一样。
这本书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大概”是这样：
“最容易涨的股票，是那些被谈论得最多的，经常刷脸的股票。”
这句话如果放到A股的各种股吧里，就像是在说“这种只会做PPT的公司，凭什么炒那么高”一样。
美股最近两年的超级大牛股是亚马逊，这只股票才刚刚盈利，但不妨碍这家互联网科技企业的估值比摩尔定律曲线走得还陡——静态PE最高到达过1000倍，总市值达到4500亿美元，这种估值状态远非理智可以形容。最近美股科技股似乎有了去泡沫的迹象。然而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依然多数唱多科技股，他们甚至非常流行一种观点，他们坚称美国经济会走下坡路，但在热点不多的情况下，科技股反而会成为资金追捧的目标，估值也将进一步疯狂——以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去解读脱离上市公司基本面的估值，这个其实在A股的机构策略分析中很常见。
外国的月亮并没有很圆。他们也喜欢讲故事，喜欢分析资金面——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机构投资者占据主导，做空机制完善，信息监管更为严厉，IPO估值更为合理等，但这不影响大家对利益的原始冲动是一样的，即更注重Prize(价格)，而非Value(价值).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A股就像四面围住的拳击场，美股就像非洲大草原。一个注重判断形势，一个注重慧眼识金。但他们的基本逻辑都一样，那就是接近于零和的博弈(就像国外著名的金融社区Zerohedge的名字一样).
唯一比较对立的地方在于。在未来很多年，美股也许都会是A股的对手盘。世界经济的两极互相牵制，资金流动此消彼长。所以全球包括美股都一直在涨，A股却半死不活——而在美股过去5年唯一不涨的一年(2015年)，中国却经历了7年一遇的大牛市。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知道这一点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