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中“我”即作者“父爱满满的丘比特”
“你这房子地处郊区，面积太小，看上去就像一个老鼠窝！”张永财唾沫横飞。
万万没想到，让很多日本友人羡慕的独栋独户，却被第一次来日本旅游的张永财鄙视得一文不值。赴日八年，我白手起家、没日没夜奋斗的成果，遭到这位初中同桌全然的唾弃和嘲笑。
几年不见，他的发际线越来越高，啤酒肚也养了出来。和我相比，他明显已提前迈入中年。“关键是，小日本的房子怎么不涨反跌啊？听说你们的房子一年跌了10%！还要每年缴纳什么固定资产税，继承的时候还要什么遗产税，这不是亏大发了？”
他眉飞色舞，随后便话锋一转：“我在厦门第三套房子也才百来平，和你这儿差不多，但现在市值可是400万元哦！一个月涨百分之十几不是问题。”
我想起邻居家的房子是20年前泡沫经济的时候花了1亿日元买入的，现在市值3000万日元(约合180万人民币).
张永财开始变本加厉地数落我，丝毫不介意我的日本妻子也在场：“你看你，混成这样，在日本勉强算中产吧！唉，2002年那会儿你考进了名牌大学，本来还想抱你大腿，结果你看看有啥屁用？谁叫你来日本啊，这叫没有紧跟时代潮流。”
他的话匣子一直没关上：“现在日本的新干线早就被中国的和谐号超过了，时速300多公里，日本顶多才200多吧！”
接着，我在他的“严刑逼供”下说出了自己的月收入，不出所料继续引来一阵冷嘲热讽：“你们家庭一个月才3万元人民币，怎么养活你三个娃啊！和我一起搞一点海淘什么的，卖给和我一起做生意的茶叶老板？要不干脆你回国吧，中国现在形势发展的这么好，你回去估计还可以搭上末班车。”
“你三个儿子怎么办啊，总不能让他们成为日本人吧？我看啊，还是尽早回国发展。”张永财掐灭了手中的烟，得意洋洋地说。
最大遗憾：错失了国内资产升值的机会
作为旅居日本八年的80后，我和妻子一年到头工资加上奖金税后共45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数字大概是日本平均收入的两倍，也算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讲真，在此之前，我一直为自己经过多年努力晋升为日本中产阶级中的一员而窃喜。
然而，张永财的到来，让我的自尊心遭到严重挑衅，心中却只能暗自隐忍：你是来日本旅游体验风土人情，还是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同学宣扬优越感的？
不过，待我心情平静下来，想起今年4月的工资单，不禁暗暗自怜。
进入这家业界名声赫赫的大企业已经6年。和许多日本企业一样，这家拥有几万员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虽然工作稳定，但工资的增速却如蜗牛一般。
由于员工平均年龄达到43岁，大量老员工的存在让新人上升通道严重“堵车”，混到经理级别大致在40-45岁——这意味着从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到拿到经理这个最低等级的头衔，需要努力至少20年。在此之前，你只能乖乖听任派遣。
很多中国籍员工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纷纷选择去欧美企业的日本分公司或者干脆回国。而我，因为早早与日本妻子订了终身选择了“倒插门”，只得乖乖地留下来。
在妻子和岳父母眼里，钱多钱少无所谓，这份稳定的工作等于为全家人的生活上了保险。如果我说跳槽，他们很可能会联合起来让我净身出户——再说，日本公司一般不接受35岁左右跳槽的，这意味着不忠诚。
由于去年工作表现不错，我的级别晋升一级，但工资仅仅涨了500元人民币——当然，这个数字超过了前年的300元。国内朋友说一年涨个一两千不是什么难事，这对于我而言简直无法想象。
最让我羡慕嫉妒恨的，是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有些地方几年能翻好多倍。而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房价就一直走下坡路。虽然这几年有所好转，但顶多也只是地价涨了几个百分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6年前，我买的离车站走路3分钟、价值250万元人民币的房子，现在由于折旧，估值就已跌了两三成，20年以后房子的估值将为零。
在土地私有化的日本，如果不吃不喝，5年的努力大概就能换一套房子。但多年以后，你拥有的只是一块地。很大一部分的血泪钱，就这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一文不值了。
这样的环境下，你无法感受到国家欣欣向荣的发展，感受不到时代在前进。更加看不到奋斗了就可以有回报的希望。套用媒体的话说，日本这个社会充满了“闭塞感”。
对我而言，最痛苦的是看着国内的同学、朋友通过自己的奋斗，从底层爬上中产，从一无所有到富有，从普通职员进入管理层；8年过去了，我看起来生活稳定，但职业生涯和人生阅历却一直原地踏步，能炫耀的都是过去。和所有日本上班族一样，我一眼就能望穿自己30年后的模样。
想让老人帮忙带娃？日本老人也有自己的生活
张永财还没走多久，高中同学江翠花又微信联系我，说过几天来日本玩，让我请吃饭。随着日本旅游签证的持续放开，每月总有个把亲友来日本——我要么请吃饭，要么做导游。但大部分人在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从没关心过我们的生死安危。
我们约好在东京市区的一家咖啡厅见面，江翠花抱着她的4岁女儿。
“你看你们夫妇俩上班，岳父母也不帮忙带娃，多可怜！真不知道你背井离乡呆在日本有啥好！”江翠花对我深表同情，“我妈妈从老家来到上海帮我，孩子全交给她了！”
如果孩子刚出生那会儿，我可能会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现在，我不能苟同。
确实，我的日本岳父母几乎不会帮我们带娃，即便我们两家的距离开车只需几分钟。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作为父母，自己照看、养育孩子是不可转移的责任。由于没有他们的帮助，每天上午我们不得不把孩子们送进托儿所，下午妻子提前下班回家照看他们，晚上我俩基本累成了狗。
刚开始，我对岳父母这般绝情的做法耿耿于怀。但是我很快发现，孩子们在自己的养育下不会被娇生惯养，妻子也因此在育儿和职业生涯之间找到了平衡，尽管收入也因此减少了一半。
退休多年的岳父在家附近租了几亩地。白天他会去田里倒腾，播种施肥浇水拔草直至夕阳西下；晚上，他要么在笔记本中写种田的心得体会，要么在电脑上查找资料，以解开白天在田间地头碰到的各种疑惑。
岳母则热衷陶艺。这个兴趣听起来并不那么占用时间，但她从来没闲着——要么去工房练习烧碗碟，要么去博物馆看陶瓷玉器展，或者和其他老人交流心得体会。
他们都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充实自己。于我而言，孩子既然生了，就要亲手养，用自己的双手去雕刻孩子的成长。
环顾周围，我并不是个例。在国人看来不可理喻的行为在日本却是天经地义。老人和儿女的生活各自独立，互不干扰。老人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后代绑架。
在这个老龄人口比例高达25%的国家，年轻夫妇既要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又要独自承担沉重的育儿压力。年轻人本身也不愿发出求救信号，因为他们认为这会给别人添麻烦——在日本人看来，父母也是“别人”。
回国办事最先想的是找熟人
大学期间因中日两国政府交流项目，我于2004年第一次赴日。之后回国效力几年，2009年再次赴日，2010年与日本妻子结婚。2013年我们有了第一胎的两个男娃，2015年第二胎依旧还是男娃——这便是我彻底区别于张永财和江翠花的人生轨迹。
留学结束后，我拿着一年积攒下来的6万元人民币奖学金回国，感觉自己像是个暴发户——要知道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每个月生活费只有500元啊！而现在回国，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月收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几年，看着越来越多的同学朋友回国发展，我也在去留这个问题上备受煎熬。不是没有想到过举家搬迁，而是发现拖家带口回去太不现实。
2015年我带着双胞胎儿子第一次回国省亲。可能因为水土不服，一下飞机他们开始上吐下泻、发高烧，只好直接送住院。
通过姨夫的关系，好不容易让孩子住进了我老家最好的医院，一间挤的不能再挤的三人病房。一进去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幸运——走廊两边打满了地铺，横七竖八地睡着挂着吊瓶的幼儿，还有那些焦躁的家长们。
我的妻子不经意说了一句，这是野战医院吗？我只能沉默。
母亲告诉我，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是因为没人相信乡村级别的诊所和小医院。当时基层医疗系统不行，大家只得挤破头往市医院钻。
住院4天，花了5000元人民币，这个费用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中产，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回国，三个儿子一个月感冒个一两次，估计我家就破产了。
回日本以后，我拿着收据去报销了——日本儿童医疗一次一般只需要花费15元-20元人民币，而在海外看病，保存好收据也能回日本报销，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我扪心自问，一回国，做事时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想法是：有没有熟人，他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现实是，出国已经8年，再便捷的网络仍难以维护以往的人际关系，重新构建之繁杂，各种口是心非和“甜言蜜语”，也实在非我所愿。
“你在日本顶多就是个二等公民吧。”张永财似乎不愿意放弃说服我回国发展的念头：“我这次来日本，有客户暗地塞给我6万元人民币花呢。”张永财如今是一家民企的广告总监，每月小两万元的收入，说到这时满脸得意。
我不知道如何与张永财理论。当年在北京住了7年，进外企的时候还得去北太平庄的派出所申请一个暂住证；来了日本5年后，顺利拿到了绿卡。
事实上，只要在日本居住满一段时间，并拥有良好的缴税记录，外国人以及子女可以完全享有各项社会福利。有了绿卡后，就可以申请房贷，除了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我享有和日本人一样的权利。
遥想当初找工作的时，招聘启事中“北京户口”一行字让我失去了无数机会；但 “外国人”的身份却让我在日本求职时备受面试官青睐，因为他们很需要外国人去打理海外的业务。
坦率地说，这个国度比我想象中更为宽容。
“你三个娃中文也讲不好，以后就是日本人了！”临走前，张永财最后说了一句。
我无力反驳。其实，我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教他们中文，灌输中国传统文化，譬如读三毛连环画、看孙悟空的动画片、朗诵三字经。
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们的问题会让我难以招架，他们会问：三毛为什么没有妈妈？上海的大人为什么会欺负一个小孩子？孙悟空为什么经常打架而不好好做朋友呢？
最后我只好选择给他们看小猪佩琦这些翻译成中文的欧美绘本。
国内孩子学钢琴，我娃只会抓蝌蚪
“快告诉叔叔宝宝会什么，芭蕾、钢琴……样样都在行，周末忙得我不亦乐乎。”江翠花抱着四岁女儿，骄傲地说。
“你家娃儿有啥兴趣爱好啊？”我抿着嘴，不知如何作答。头一天，我刚刚带他们去附近田里抓了6只蝌蚪，放进了矿泉水瓶，他们如宝贝般供养着。和江翠花女儿高大上芭蕾钢琴相比，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些充满泥土气息的爱好了。
作为一个勉强称得上日本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每月房贷3000元(人民币，下同)，生活开支 1.5万元。剩下的钱很难让三个儿子去上那些高大上的兴趣班。
所以，一到周末，我要么带他们去坐电车，让他们记住东京如蜘蛛网般的地铁线路，要么带他们去住便宜的森林小木屋，比如去池塘辨别鱼的种类，去草丛中观察虫子。
“这样对孩子将来的发展有用吗？”江翠花抛来鄙夷的眼神。我耸了耸肩膀，但我和太太在教育孩子时坚信：做事不用考虑太多的有用无用，只需单纯地体验其中的乐趣，对新生事物保持源源不断的好奇心，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养成坚韧的意志力和互助精神。
这对双胞胎刚出生的时候，我曾对妻子笑言，希望他们将来可以考上哈佛，这样我俩就可以搭顺风车去美国生活了。妻子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他们真正开心，高中毕业后去开出租或者做木匠都无所谓。
前几天老大浩浩告诉我，长大以后要当出电车司机，老二俊俊则说要当出租车司机。虽然当下心里有点失落，但我转念一想，或许我不需要为他们的大学学费发愁了。
日本媒体每年都会公布儿童将来最希望从事的职业排行，面包师、幼儿园老师、警察和司机一直名列前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日本人看来，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再看远一点，人生其实是一场马拉松，唯有好奇心和喜欢，才是你跑完全程的原动力。
既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企及父母期待的高度，我只希望他们掌握属于自己的生存能力和为人处事之礼仪。现在走在路上，他们会兴奋地告诉我路边花草的名字，一旦发现了什么罕见的昆虫，更会开心好久——这让我很欣慰。
对于旧日亲朋的到来，我内心其实是有些恐惧的，虽然屡遭部分同胞鄙视，但偶尔我也能找到机会点拨下他们的人生，比如陈开富。
他大学毕业后去北京做起了珠宝生意，据说如今身家至少上亿有余。我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有三个小孩，不同的是，他给每个孩子请了个保姆，平均一人4000元；我每天则哼哧哼哧接送孩子们去托儿所——费用是老大全价2000元，老二半价，老三免费。
我带着陈开富去京都岚山泡露天温泉，两个人酒后赤身裸体坦诚相待。温泉热气腾腾，山间烟雾缭绕。“去年我差点得了抑郁症，赚了一千万元，却没丝毫喜悦。”他叹了口气。我没想到，作为先富之人，钱多了，内心却脆弱了，患得患失。
“只有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包括为什么而赚钱，你才不至于患得患失，可以看看松下幸之助的书。”我建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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