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在欧美医药界和风投人眼里，中国不可能诞生新药研发外包服务公司(CRO)，至少不会成为一个行业，因为中国不具备这样的研发实力和基本土壤。
2007年12月，来自中国无锡的新药研发服务公司药明康德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给唱衰之人以重重地回击，引发国内外业界和资本市场轰动。
彼时，在纽交所挂牌的大中华地区企业有40多家，药明康德是第一家靠脑力提供研发服务挣钱的企业，被称为“华尔街首次为中国的头脑买单”。
药明康德不仅成了中国新药研发服务领域世界第一股，也被业界认为是中国CRO行业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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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是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药物临床试验合同研究组织)的简称，通俗理解为承接制药企业研发业务的公司，上世纪70年代最早出现在美国，是制药业激烈竞争的产物。
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新药研发难度加大，周期延长，制药企业为减少成本、加快研发速度，将越来越多的研发项目交给了CRO企业。CRO逐渐成为欧美、日本地区制药研发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承担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新药开发工作，其中90%以上CRO企业分布在欧美，服务范围覆盖了临床前和临床试验新药研发的各个阶段。
CRO的高度专业化，可以帮助药企缩短30%的研发时间，提高收入。据称，一个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的药物早上市一个月，就能为药企新增2亿美元的潜在收入。
然而，彼时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没有新药研发的需求。
新药研发风险巨大，通常耗时12——15年，动辄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成功率却不足10%。对中国药企而言，还要面对另一重风险：即便研制成功，也未必进得了《医保目录》，这无异于被判死刑。
面对种种不确定，中国药企对研发新药望而却步。而中国又是药品消费大国，相关部门为解决药品紧缺问题，让中国数千家药企走上了合法仿制之路。
统计显示，我国仿制药高峰时期曾占批准药品的97.4%。同一品种仿制药，在药效上中国尚不及印度。2009年中国进入世卫组织采购目录的品种数量为6个，印度则是194个。
悬殊差距的背后，是中国仿制药因研发技术和态度问题导致的质量不达标。世卫组织采购的药大部分用于非洲，由此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说“中国的国产药连非洲难民都不吃”。
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李正奇处长曾撰文称：国产仿制药总体质量比原研药相差甚远，有的甚至是安全的无效药。
也因此，中国至今没有诞生一个世界级的药物品牌，这与药品消费大国、生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在这样一个国度，能产生商业化的新药研发服务行业吗？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业界眼里，这都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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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这种尴尬被33岁的李革打破。
彼时的李革，在中国并不被了解，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他已在业界崭露头角。
李革是北京大学高材生，1989年从化学系毕业后，在多个留学选项中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有机化学博士期间，李革与导师共同发明了“标记的组合化学技术”，并由此发现了多种药物前体化合物。
作为新药研发的重要环节，这一成果让他们顺利拿到风险投资，随后一起创办了组合化学公司Pharmacopeia。李革担任科研和管理职位，并主导了多项与美国各大制药公司的合作项目。1995年，Pharmacopeia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此间，李革在新药研发和商业化运作上获得了第一笔宝贵的经验积累。但冥冥中李革感到，他的人生并没有真正开始。
1999年，他应母校邀请回国访问。国退民进政策下正在崛起的中国医药市场让他看到了机会。
李革判断，中国入世在即，在国际竞争和国内需求刺激下，新药研发必被提上日程。且中国人力资源成本较低，高校和科研院所卧虎藏龙，他们并不缺技术和头脑，只缺发挥才华的平台和好的机制。
此时的李革内心还埋藏着另外一种情结：“小分子药(化学合成药)通常被称为‘西药’，这是不公平的。不论从市场角度还是出于振兴民族药业考虑，都应该从‘西药中国化开始’”。
一系列思考之下，李革决定提早下手，回国做新药开发。
第二年注册药明康德新药开发公司后，筹建化学实验室的过程中，李革感到了丝丝凉意。
化学实验室需要专业通风橱，他们在国内找了一圈却找不到生产厂家，最终不得不自己设计图纸定制生产。
凡此种种境况让李革明白，国内新药研发的底子比他想像的还要薄。李革很无奈，“突然间我感到特别茫然，不知道业务方向该怎么走。”
前路不明中，一个无意之举，让李革有了意外收获。
当年底在一次国内航班上，李革画了20个化学药物模板分子，让实验室人员试着合成。
这种模板分子相当于建房时的主体框架。由于是新药研发的基础，大型药企对此需求很大。
李革带着合成结果找到一家美国药企，对方十分震惊：这个产品居然能大幅度提高他们的研发速度，降低研发成本。
由此，李革敲开了双方合作之门。
这次成功让敏锐的李革意识到了新商机——新药研发外包服务。药明康德由独立开发新药公司，变为承接制药企业新药研发业务的服务公司。
这一转，李革开了本土CRO行业之先，被媒体称为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产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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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革所料，公司成立后，并不受国内药企待见。因理念、价格等多因素影响，国内药企没有意识到药明康德的价值，在新药研发上仍沿袭老路，自己从头做起，耗费巨大的财力、人力。
对此，1997年就进入中国的全球CRO巨头昆泰医药也感同身受，其中国区负责人说，“在中国的18年发展历程中，头12年国内创新药研发极少，没有与我们合作。”
但李革坚信，中国总会有一天需要药明康德。且这也丝毫不影响药明康德首先成为国际化服务公司，它要“在中国服务世界”。
以此为路径，药明康德一边广揽国内外人才，布局软硬件设施，建立从化学合成到原料药生产、药物安全评价等一整套服务体系，一边大力拓展国际市场，以较低的价格提供最好的服务。
到2005年，药明康德化学服务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为80多家大型制药企业提供化学药研发服务，客户中包括诺华、辉瑞、礼来等9家世界排名前十的制药企业。
因药明康德提供的服务性价比高、出成果快，这些制药巨头们对其赞赏有嘉：美国礼来公司在其上千家供应商中，将“全球供应商奖”颁给了药明康德；诺华制药授予药明康德“特别成就奖”；基因泰克则把药明康德视为“杰出战略合作伙伴”。
带着一系列美誉、豪华的客户阵容、超过2000名员工的规模实力，药明康德于2007年8月在美国纽约交易所闪耀上市，当天，涨幅超过40%，总市值超过10亿美元。
作为首个登陆纽交所靠头脑服务的中国公司，药明康德现象引发纽交所新一轮中概股投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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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的药明康德成了明星企业，大量外国CRO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寻求出路，上门求“卖身”。李革选择了美国AppTec公司。
AppTec有400多名员工，提供生物制剂与医疗器械领域的研发、测试和生产服务，这正是药明康德缺少的。合并后，两家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专业技术完美互补，药明康德完成了在化学医药、生物制药及医疗仪器领域的服务全覆盖。
这项收购药明康德支付了1.51亿美元现金，并承担对方1170万美元债务。美国彭博社报道称，这是继联想收购IBM后，最大的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案。
而这，只是李革布局中的一小步，随着其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接连并购，李革塑造了一个不同意义的颠覆性CRO公司。
对药企客户而言，在药明康德的平台上可以通过产业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高效的新药研发、生产、上市。
对中国用药患者而言，通过药明康德可以提早用到进口新药。由于中国实行特殊的进口药审批制度，一种国外新药需要在中国人身上再做一次临床试验，使国内患者用上国外新药的时间至少要延后5年以上，有甚者长达十几年。
“这对中国老百姓的健康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李革表示：“药明康德的技术和能力平台可以提供更创新的模式，让国际间的创新研发成果可在中国和美国同时进行申报，使得西药进入中国的市场不要太晚。”
同时得到福音的还有医药研发界的创业者，药明康德可以让他们离梦想更近。
药明康德为国内外有研发能力却不具备研发条件的团队甚至个人提供一站式平台，任何人、任何公司，哪怕只有一个想法，也有可能借助这一平台实现梦想。
在李革看来，一个行业要想增加创新的结果，就必须增加创新的活力。
传统式研发各自为战，把大量时间和成本耗在了基础设施、实验室和资源配置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科研人员的专长。
在一体化平台上，与医药研发相关的各种资源特别是技术人才得以优化整合，既降低了创新门槛，又提高了新药诞生的机会，更利于统一行业标准和成果转化。
美国一家仅有两名员工的小型创业公司就借助药明康德实现了价值转化。其主攻罕见病研究，药明康德利用资源优势在18个月内完成了创始人设计的一系列实验，获取的数据帮助这家创业公司以1.3亿美元的价格被其他公司收购。
换个角度看，如果这家创业公司也是李革眼中的菜，那么李革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囊中或以风投的身份参与。这是药明康德构建全球尖端技术能力的一条捷径，也是在全球CRO行业越来越同质化、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药明康德树起差异化壁垒的不二之选。
对此药明康德已经有了成功尝试。首期公司出资5000万美元建立的风投基金，投了16家公司，其中4家在美国上市，2家被收购，包括国内天演医药、华领医药、丹诺医药等企业。
一边在立足长远精心布局，一边李革也开始收获研发硕果。
到2015年药明康德诞生15年，恰好是新药研发的一个周期，药明康德早年的努力已见成效，这一年美国批准的45个新药中，有33个来自药明康德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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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闯天下十几年，虽成就令业界瞩目，但相较回国创业的初衷，李革更期待能为中国的新药研发做点什么。
等到这一天，李革用了13年。背后是中国本土对新药研发态度的转变。
这种转变来自两种力量。国内自2009年后，药监部门基于“十一五”长远规划，提高了对药物注册的要求，大量药企不得不向CRO公司寻求帮助。
国际上，制药巨头和大量CRO公司瞄准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将药物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
内外刺激下，中国的新药开发局面被激活，CRO渐渐进入越来越多药企的视野。继药明康德后成立的博济、美迪西等一众中国本土CRO企业，均感到了市场暖意。
2013年，药明康德迎来本土订单——浙江医药和美国Ambrx公司合作开发一种治疗肿瘤的抗体药物。药明康德为其提供包括临床前实验、生产、安全性评价以及最终的临床研究等工作。
以此为开端，誉衡药业、众生药业、正大天晴、广生堂、华润医药等国内药企也紧随其后，陆续与药明康德携手，共同就新药临床前研发展开合作。两年后，本土订单已占药明康德营收的近18%。
一方面药明康德在用自己的技术助力中国药企研发，另一方面，其也在用国际影响力将国外制药巨头的核心技术引入中国。
2016年3月药明康德宣布与全球最大制药企业礼来合作，共同在中国开发、生产及商业化一款全球首创的口服降血脂新药，引起业界关注。
过去数十年间，尽管全球顶尖药企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但出于技术保护，巨头们在中国进行的研发大都是在国外已经成熟甚至是已被淘汰的项目。像礼来这样一开始就把如此重要的创新药拿到中国来研发尚属首次。
业界有评论称，是中国医药研发制度改革吸引来了对方的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此前双方超过10年、累计近千项的药物研发及生产合作历史，也应是此次合作的重要基础。
随着药明康德国际化、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其开放式全产业链平台的示范引领效应也愈加明显，不仅带动了国内新药研发服务产业和上下游相关企业加速成长，也为中国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人才，成为业界公认的“黄埔军校”。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CRO业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药物研发中心。有媒体报道，中国已超越印度，成为世界医药研发服务业的首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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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阖17年，国际国内并举，从650平米实验室到57家境内外控股子公司、3家分公司，2015年CRO业务全球第十位，药明康德俨然成了全球行业新晋大鳄。
面对这样的药明康德，威名赫赫的美国药物研发公司查尔斯河(CRL)心里不是个滋味。
早在2010年，觊觎中国市场已久的查尔斯河曾计划以16亿美元收购药明康德。后者寄望借助收购交易实现业务互补、完善产业链。
但四个月后查尔斯河毁约，公开理由是股东质疑收购价格过高，对药明康德的一体化平台前景不看好。
如今看来，这是药明康德之幸，也是中国医药界之幸，在国际医药界，中国的话语权仍然存在。
化险为夷后不断进阶的药明康德向全球老大的挑战还远没有结束，最近的一个新动作，又将李革推向舆论巅峰。
7月14日，证监会网站披露药明康德招股说明书。这是其2015年自纽交所下市后打出的第三张回归组合牌。
和大多数下市企业一样，药明康德决定下市也是因为在纽交所没有受到应有礼遇。根源在于华尔街的投资者对药明康德超越传统CRO的平台模式不买账，投资人更注重短期业绩，看好单纯接合同订单、现金流有保障的业务模式。2015年3月当药明康德公布大型战略投资计划后，股价应声跌了20%。
从数据上与国内创业版的同行小弟泰格医药相比，在纽交所的老大哥药明康德的确受了慢待。药明康德2014年营收和净利润是泰格医药的5—6倍，市值却只是后者的1.2倍。
这让李革很受伤。
“我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失望。我们想要保持创新，却不能得到正向的激励。因此我觉得是时候下市了。下市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大胆地投资平台建设，更加灵活地把握新兴机会。”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纽交所有20多家中概股启动了下市进程。但到当年下半年，A股爆发股灾，大部分中概股又放缓了该计划，药明康德则表现出义无返顾的决绝。且从最初宣布到最终完成，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下市成本约33亿美元。
下市后的药明康德新股东中不乏明星机构，博裕资本、淡马锡、汇桥资本、中国平安、浦银国际、云锋基金、红杉资本等均现身其中。药明康德找到了“回娘家”的踏实感。
事后外界慢慢发现，原来药明康德并非简单地回归A股，而是打出了一系列高明牌。
其先是将旗下以化药临床前CRO为主营业务的合全药业在新三板挂牌，并一举成为新三板医药股中的翘楚，总市值达172亿元，母公司药明康德拥有其近80%股份。
两年后的2017年6月13日，药明生物登陆港交所。其主要提供一体化生物制剂研发服务，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48%、1.8%，排名分别为第一、第五。上佳的数据引发投资者热捧，上市一个月后市值418亿港元(约合361亿元人民币)。
而对于目前正在申请的A股IPO，药明康德除了合全药业以及提供临床前CRO外，还提供临床期相关服务，拟募资57亿元，用于扩大产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业务需要。
以首次发行不低于总股本10%的股份计，如果审核通过，药明康德估值将达570亿。届时，仅药明康德以发行价计算，李革所拥有的两家上市公司(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市值就接近千亿元，而全球CRO老大昆泰医药上市主体市值也不过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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