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365(www.caijing365.com)1月18日讯:购买和分发药品的全球健康组织是挽救生命的必然选择，但他们的政府资金现在处于危险之中，即使是最大的慈善机构也无法填补这一空白。
技术是一个繁荣或萧条的业务，但它主要是破产。我一直认为我的技术投资中有10%会成功 - 并且会大获成功。另外90%我希望失败。
当我从微软的第一个职业转变到我在慈善事业的第二个职业生涯时，我并不认为我的成功率会有太大变化。我现在正在投入资金用于减少贫困和疾病的新方法。我想，发现一种新疫苗与发现下一代科技独角兽一样困难。事实证明，疫苗更加困难。)然而，经过20年的健康投资，一种投资让我感到惊讶 - 因为与投资新的疫苗或技术不同，成功率非常高。这就是全球健康业务中人们所说的“融资和交付”。几十年前，这些投资并不确定，但今天，它们几乎总能获得巨大回报。
在抗击疾病的斗争中，重大突破，如新药的发现，得到了很多关注，这是正确的。青霉素和麻疹疫苗等创新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但仅仅开发强大的新药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从实验室前往医院，诊所和人们需要的医院。那个旅程不会自动发生。购买医疗用品并将它们送到需要的地方可能听起来很容易，甚至很无聊，但事实并非如此。拯救发展中国家的生命往往意味着将药物送到偏远的村庄和战区。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的妻子Melinda和我已经为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组织投入了1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三个重要的组织：Gavi，疫苗联盟; 全球基金; 和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成功，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或他们做了什么。更少的人正在关注他们，确保他们有足够的钱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如果在未来18个月内没有更多资金，这三个机构将不得不大幅缩减其抗击疾病和保持人民健康的努力。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些组织不是微不足道的或可消耗的。事实上，它们可能是我们基金会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
二十年前，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公共卫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仍然以惊人的速度死亡，其中大部分来自易于接受基本药物治疗的疾病。因此，一波制度建设开始了。
它于2000年开始与Gavi(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因为它当时已知)，其使命是购买疫苗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对儿童进行管理。两年后，全球基金会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它有一个类似的目标：提供药物来对抗这三种疾病，这三种疾病是低收入国家最大的杀手。然后是全球脊髓灰质炎根除倡议，或GPEI。它最初成立于1988年，当时卫生工作者在全世界记录了超过35万例脊髓灰质炎病例。然而，在2000年代，只剩下几千例病例，并且努力将这种疾病永久性地从地球上消灭。
世界已经拥有对抗长期困扰穷国的疾病的工具。治疗艾滋病毒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已经存在了30年，Jonas Salk在我出生前就发现了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然而，直到20年前，这些治疗方法中的许多都很昂贵，而且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网络可以将它们转移到穷人和穷人的国家。
新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些问题。通过汇集来自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捐助国的资金，他们创造了规模经济。许多药物的价格暴跌。这些基金与近100个国家合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来运送货物：Gavi去年对1亿儿童进行了免疫接种; 全球基金会发放了2亿张用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以防止传播疟疾的蚊子。
对疾病的影响是巨大的。自Gavi成立以来，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人数下降了约40%。与此同时，脊髓灰质炎病例几乎已经消失。去年，全世界的人数为29人。
艾滋病病毒的进展可能是最令人惊讶的，特别是如果你还记得2000年左右的流行病状况。新闻周刊新千年的第一期问题之一是一个封面，上面写着“千万孤儿”并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艾滋病一直在像一个恶毒的镰刀一样切入人口。”两年后，全球基金成立了。四年后，死亡人数达到顶峰。从那时起，他们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
当Melinda和我在2000年开始投资这些资金时，我们的目标是拯救生命并停止痛苦，并且通过这一措施，这些机构已经超越了我们最疯狂的梦想。但他们在传统投资方面也取得了成功：他们创造了大量财富，因为当人们不在床上生病时，他们可以去上班或上学。
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是一个智囊团，它使用复杂的算法和最好的数据来比较替代的扶贫策略。他们的工具使我们能够测试一个有趣的假设：假设我们的基金会没有投资Gavi，全球基金和GPEI，而是将100亿美元投入标准普尔500指数，承诺在18年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余额。截至上周，如果我们考虑再投资股息，这些国家将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获得约120亿美元，或170亿美元。
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100亿美元用于能源项目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回报将是1500亿美元。基础设施怎么样?1700亿美元。然而，通过投资全球卫生机构，我们超过了所有这些回报：我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药品，蚊帐和其他用品而捐赠的100亿美元创造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每三到五年，这三个组织中的每一个都需要筹集新的资金。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补充”，因为它们被称为间隔，但现在情况并非如此。通过日历上的噱头，Gavi，全球基金和GPEI将在未来18个月内需要更多资金。2019年和2020年是近期记忆中最重要的资助抗击疾病，捐助者的紧迫问题是：你会继续投资吗?我的回答是：是的，绝对的。但不仅仅是因为过去的成功。这些机构都没有发布过一丝不苟的记录。让我信心的是他们的学习能力，通常是彼此学习的。
例如，由于脊髓灰质炎病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数十万例下降到21世纪初只有数千例，因此GPEI必须改变它与疾病作斗争的方式。针对脊髓灰质炎的最后几例病例很复杂，因为这种病在地球上一些最难以到达的地方仍然流行，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偏远角落。尽管如此，GPEI设法建立了一个监控系统，允许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获取样本(脊髓灰质炎通过粪便传播)并检测疾病的痕迹。
现在全球基金正试图将脊髓灰质炎小组学到的东西用于抗击疟疾。该基金正在建立监测系统，以跟踪哪种蚊子正在传播疾病以及在哪里，因此他们可以使用正确类型的杀虫剂提供蚊帐。在接下来的两代人中，抗击疾病的斗争有望缩小，但也会加剧。整个发展中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健康，但更多儿童出生在世界各地，这些国家的改善程度最低。随着新疾病的出现，旧疾病的发展和这些人口的增长，世界很幸运拥有这样的适应性机构。
2017年9月，当我的妻子梅琳达和我最后一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时，我们担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提议是将美国的外援预算削减30%。幸运的是，由于国会山议员的努力，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但我们仍然担心。在他2019年的第一次内阁会议期间，总统再次瞄准外援，称其支持者“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给予的”，并说他会削减资金。
这不仅仅是特朗普总统。现在，世界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样的机构，但它们对它们的承诺也比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少。我们为这些机构捐款的1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世界范围内投入的100亿美元。他们绝大部分的钱都不是来自慈善事业; 它来自政府。
在过去的20年里，说服立法者和领导人投资这些机构是一项艰巨但可管理的工作。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也增加了对全球基金的捐款。然而，从那时起，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孤立主义浪潮继续席卷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欧洲议会的选举 - 欧盟的立法部门 - 即将于5月举行，而且可能会有更多极右翼的政客前往布鲁塞尔。至于英国的外援预算，没有人知道在英国脱欧的动荡中它会如何发展。即使是倾向于支持外援的领导人，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也被迫在靠近家乡的其他优先事项上花钱。在这种情况下，为这些重要的全球卫生机构维持平稳的资金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但随着最具挑战性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不足。事实上，上周，全球基金在未来三年内正式向其捐助者提出140亿美元，比过去三年世界承诺的数额多10亿美元。
当然，有亮点。美国国会一直是外国援助的坚定支持者，即使在总统批评它的同时，像印度和中国这样迅速发展的国家正在从接受全球卫生机构的支持过渡到提供援助。但资金状况不稳定。
全球基金的年度预算约为40亿美元，是这三个机构中最大的一个，在过去二十年中，只有五个国家 - 德国，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 - 占比超过65%其资金来源。Gavi和GPEI的数字略有不同，但他们的历史大致相同：只有少数世界首都率先支持他们。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世界卫生组织开展了一项名为“全球疟疾根除计划”的项目，该项目成功地消灭了欧洲，南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疾病。但该计划几乎全部由美国资助，美国于1963年决定提取资金。如果没有其他支持者，该项目就会折叠，疾病卷土重来：从巴西到土耳其，疟疾流行病无处不在。如果即使是少数富裕国家削减其援助预算，我们今天也可能会看到类似的结果。数十年的数据和经验表明，金钱是抗击疾病最重要的事情。对外健康水平与某些致命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随着捐款增加，死亡人数逐渐减少。世界现在必须决定是否要继续这一显着的趋势。
有些全球健康领域的数据不稳定，我们不知道投资是否会得到回报，或者如果我们根本不进行投资会发生什么。这不是其中之一。像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样的机构是最接近我们必须下注以减轻痛苦和挽救生命的东西。它们是梅琳达和我在过去20年中所做的最好的投资，它们是未来几年世界上最好的投资。
盖茨先生是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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